热拉尔·马瑟

先是放牛娃，后又作了伐木工，外祖父曾经每天运几车干草入城。那是个巴黎市内还见得到马匹甚至菜地的时代。

一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两耳都聋了。他所讲的故事是我童年的《伊利亚特》。厨房昏暗的灯光下，一场牌局或棋局之后，故事便开讲了；听过了多少回，我还总是听不够。战壕把我引进亡者的世界。有时，我依照身边人的容貌去想象他们，只是减去几岁；有时，我让他们从纪念碑上的名字里复活。而另一些亡者则永远消隐在战场的硝烟里，我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几顶头盔。那些故事满是泥泞与寒冷，伤亡与叛乱，在我晕头转向的小脑袋里吹进历史之风；那阵刺骨的寒风刮了整整四年。

长大一些以后，我曾试图在练习本上写下这些故事。可是几页之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故事里缺少某种最重要的东西：一种语气，一种节奏，一种真实的发声——一种让文学成为回音壁的音响。一个聋子的声音给了我最初一课：它让我知道，讲述世界的喧哗，需要找到一个内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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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旁注》（Marginalia）一书所做的一个旁注中，爱伦坡指出诗韵愉悦与我们的稳定需求之间的关系：不断回到同一个声音，可以轻而易举地满足我们对稳定的要求，其效果正如等腰三角或晶体结构。不过他旋即补充道：有一种更微妙的愉悦，是稍有失衡的愉悦；有一种更完整的幸福，是内部谐音造成的不等数的幸福。换言之，有一种喜悦叫做出乎意料，是我们一时站不稳而左右摇摆的刹那的美妙。

对称必然呼唤秩序，秩序必然呼唤僭越。与此种逻辑完全不同的，是偶然中的和谐追寻，是摇摆中的平衡喜悦。如英国诗歌，如日本园林。

我越来越不喜欢拉墨线式的作诗，越来越不能忍受法国花园笔直的大道：一条单调的中心线，分出可怜的左右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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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洁癖的人，到处都是。我喜欢给他们讲一个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三十年以前在罗马的时候读到的，但一直都没有忘记：

从前有两个和尚，在倾盆大雨中走在泥泞的路上。路一拐，他们撞见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在一个泥潭前犹豫，怕弄脏了裙子。

“到这边来！”原坦山喊道。等姑娘近前，他一把将她抱起来，过了泥潭后把她放下来。

诸岳奕堂一言不发。晚上两人到了寺庙，准备休息。此时，奕堂终于按捺不住，对坦山说：“你怎么搞的？你明明知道我们的戒律规定不许碰女人，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姑娘！”

“哦！我早把这事儿给忘了。”坦山答道，“你怎么还记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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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差不多是种职业病了：读书的时候，我非得拿支笔，对某些句子作点改动，至少是移下标点，换个形容词，有时则调整词序，让句子的音乐更合乎心中聆听的耳朵。

这在读译作时是常有的事。译过来的法文总给人一点漂浮的感觉，仿佛显影液里，图像已经出现了，可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如若让我划个不停的是一本法语写成的书，没多久我就把它甩在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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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中，“Sahel”的意思是海滨。“Sahara”（撒哈拉）因此听起来像是一片海洋。穿越沙漠，便成为一次航海旅行。

这个名字或许是哪位沙漠旅人的偶得吧。字面和隐喻的完美结合，令一个词成就了一个诗歌现象。人们开口吐出一个名字，最准确的现实刹那间变成了幻像：这正是类比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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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伤疤，没有后遗症，身体还是会记住它所经历过的伤痛，其准确程度令你瞠目。一块被扯去的指甲，一道曾经的烧伤，一次牙槽的脓肿，都宛若切口，清晰地刻在记忆之中。精神的伤痕则显得淡浅，更容易被遗忘。一次伤心，一场愤怒，一段抑郁，并没有刻上日期，而是所谓的“情绪”平衡遭到破坏。由此而言，古老的体液说[1]还没有过时。

从记忆到记忆，被修补过的身体幻化出身体。隐形的补丁与虚幻的疼痛，在某些日子，会钻入真实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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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我们的家庭医生名叫“Devin”（巫师）。“巫师医生”单身，高个儿，一身白大褂，脚有点瘸。

就这样，神话利用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之间的缠绕，不知不觉地钻入了我们。它悄无声息地走来，如真理，如诗歌。非但如此，它还给隐喻安排了一个肉身。我们与它不期而遇，在一个岔路口，在一个桥头，甚者都用不着梦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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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面具的迷恋并无特别之处。但它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想它来自于幼年时的一个疝气手术。我被戴上乙醚罩：那个时代这种麻醉法很常见。今天想起来，我还能清晰地听到身边大夫的声音。当时我以为他是手术医生，其实他很可能只是个护士。他一直在跟我说话，而我的神志开始漂浮。我记得他指给我看远处的埃菲尔铁塔，记得窗外摇摆的云朵与天空，记得有种窒息感开始产生。之后，就在药效下坠入了睡眠。醒来时，医生们正在给我裹纱布。为了不让我乱动，他们固定住了我的手脚。

当时我以为自己死了。不过怎么能那么肯定呢？即使只是四岁的孩子，也辨得出貌似粗暴的行为下的善意或者必要啊。这幕悲剧的色彩一定是后来想像涂抹出来的。是想像，把一个所有人都疼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众目睽睽之下的木乃伊，把每一次医院的驻留都变成亡灵国度的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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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快门的一刹那，你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吗？

埃里温[2]的北方大街上，2009年四月的一个傍晚，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块障眼帷布与后面的工地。崭新的中心街道一侧，新古典式样的混凝土建筑形态初具，宏大的规模预示着未来的商业用途与光鲜形象。建筑的一部分被工地帷布遮住，上面画着大楼完工后的样子。亦真亦幻的布景，颠覆了时间，仿佛为我们呈现出未来的遗址。如一块裸露在外的舞台幕布，不胜雨打风吹。画布上的赭石与粉红，把庙会风光变作了钢筋水泥的世界。

夜晚的霓虹灯，明亮的橱窗，奢侈品商店，无疑为这个城市增添了虚幻的背景。而日光下拍摄的这些照片，则永久地记录下未完成状态的兴味，以及对未来的困惑——未来的梦轻得像一块画布，现实则沉重如混凝土。

然而，在相机捕捉光线的刹那，我看见了所有这些吗？今日再来分辨，实在是说不清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画面总比我们的所见更复杂，更微妙。因为相机在记下现实的那一刻，还记下了精神的活动。也因为，一幅真正的画面，会在思想中延续它的生命。正因如此，今天，北方大街于我不单单是在埃里温，它还在米肖讲述的那个褴褛的小城，也在博尔赫斯笔下的那座圆形废墟。

历史的狂风四处呼啸，即使是在想像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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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归来，一时心生疑惑：我们的动物都到哪儿去了？动物，在印度是再自然不过的存在。人牵着水牛，牛驮着白鸟；猴子扮着鬼脸，狗熊四处蹓跶，眼镜蛇闻乐起舞；秃鹫盘旋于空，觊觎我们未来的腐尸；孔雀开屏，让人误以为闯入了天堂。可我们这儿，是何方圣旨，将它们统统驱赶出境？家门口不再有母牛走过，竟也没有人抗议。

两三天以后，便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们彻底地回到了家，又开始对平庸的狗屎视而不见。

[1]古希腊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血液在人体失去平衡就会导致疾病。例如忧郁症被认为是黑胆汁过剩而致。

[2]亚美尼亚首都。

摄影/热拉尔·马瑟

译者/黄蓓

【关于诗人】

Gérard Macé | 热拉尔·马瑟

诗人、学者、译者，1991-2002年间求学于北京大学，现执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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