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伪科学｜米塞斯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今天我将讨论马克思理论的某些方面。我希望就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做点贡献。首先，我得谈谈马克思的一般哲学和历史。
通常而言，涉及历史问题的哲学学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学说。它们不仅试图指出过去的历史是怎样的，而且还假定知晓人类将来必然发生什么，并为未来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大多数哲学家拒绝这种思考方式。比如，康德（1724-1804）就宣称，试图这样做的人自身需要具备以上帝视角来认识事物的能力。
然而，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对历史做出了这样的哲学解释。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工业革命的推动力是他称之为“精神”或“心智”（Geist）的一种实体。“精神”具有它欲实现的特定目的。历史“精神”的发展现在已达成了其最终目标。黑格尔认为，这一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威廉三世（1770-1840）的普鲁士王国，以及建立普鲁士联合教会（Prussian Union Church）。该学说的批评者说，这即意味着未来将不再有历史，因为历史的发展已到终点。
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单独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的推动力不是精神而是被称为“物质生产力”的某种东西。这种力量推动人类历史经历不同的连续的阶段。最后阶段之前的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后，到来的是不可抗拒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因此，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是由历史的力量所决定的。
马克思的前辈——历史社会主义者相信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让大多数人确信，社会主义是更优越或最优越的制度；于是人民自己就会进行社会制度的更替。马克思则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字不提；他假装不提对社会主义的偏爱。他宣称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社会主义必将到来。
但社会主义更为优越么？黑格尔和孔德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照他们的学说，发展中每一相继的阶段都被默认为必然“优于”或“高于”之前的阶段。因此，提出更晚的发展阶段是不是更优的问题，简直不值得考虑。答案是显然的。社会主义是更晚的阶段，必然更为优越。
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即将来临。此后，一切历史将归于终结，将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一旦阶级冲突被消灭，我们将生活在再无重要事情发生的状态之中。下面一段恩格斯（1820-1895）的引文说明了这点，恩格斯自认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军事问题的伟大专家：
“首先，使用的武器已达到如此完美的境地，以至于任何具有革命性影响的进一步发展都再不可能……因此，进化的时代在这方面已基本结束了。”
但从那以后，又发展出了今天所有的现代化武器。
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学说须解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某个超人类的实体，例如“精神”或“物质生产力”是怎样驱使个人行动，以此使得某一特定的不可抗拒的结果必然获胜？人们有他们自己个人的计划——他们致力于不同的目标。但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主张，不管人们做什么，他们最终都会产生“精神”或“物质生产力”欲产生的结果。有两种解释：
有一派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这派主张，人们将被领袖（Führers）或超人所驱使，走上“精神”或物质生产力指明的道路。必然有国王和独裁者自命来完成这种超人的使命。于是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等便是历史的选择。不服从其命令的人必须被清洗，因为他们抗拒“历史的发展”。
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建立在经常被讨论的“经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economic dialect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基础之上的。唯物主义是人们试图解决最为基本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个人的灵魂或心智的功能与身体的功能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之一。确实，这种关系是什么仍然存在争议。无疑二者之间有某种联系，人们做出了许多努力来解释这种联系。然而，我们此时对这种唯物主义解释的唯一兴趣是它与马克思理论的关系。
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人们所有心智上的功能都仅仅是由他们身体的器官——他们物质上的大脑——所产生。一些18世纪的哲学家暗示了这样的观点。19世纪，一些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表达得为直接，其中包括德国的哲学家路德维希·安德里亚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0），他直白地说：“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这种说法有意思，但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就化学上而言，所有正常人的分泌物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如果有什么不合常规，这些变化表明有病变的状况，而发生了同样病变所有的人，都会出现同样的不合常规。然而，观念与思想与此不同。两名男生参加同样的考试，但他们就同样问题做出的回答将会不同。意大利诗人但丁写下了优美诗篇，但其他人可能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因此，这个学说有些可疑。
马克思拒绝了这种唯物主义，他说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不善于解决社会问题。尽管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初步了解马克思自己名下的唯物主义，但很多人仍然对之所知甚少。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最初草稿中作为第一章）中用很少的篇幅解释了其独特的唯物主义：
“在维持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人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独立于其意愿——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物质生产力产生了独立于人们意愿的一定的法律和制度结构，称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关系之上是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意识形态的东西——艺术、文学、科学、宗教，等等。这些上层建筑是现有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而生产关系转而又是现有物质生产力的必然结果，而物质生产力才是真实的东西。物质生产力本身就可独自发挥作用。当物质生产力变化时，不可避免会带来独立于人们意愿的社会机体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也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所以，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物质生产力？
在此，我们遇到了马克思不就所使用的术语作明确定义的特殊技巧。不过，他偶尔举些例子可以帮助理解。最重要的是出现在《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847）中的例子。手工磨坊给你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坊给你的是“工业社会”。这意味着，物质生产力是工具和机器。工具和机器才是真实的东西。工具和机器会变化，它们有其自己的历史；它们首先产生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而在社会结构之上，它们产生了上层建筑——文学、宗教，等等。从其他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即马克思所谓的“物质生产力”就是工具和机器。
但是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工具和机器不是独立于人类心智而出现在宇宙中的。它们是人类思想和观念的产物——它们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其次，这些工具和机器只有在社会条件允许时才能被引入实践——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以采用与使用机器。如果没有劳动分工，机械——观念的产物就没有用处。这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吗？如此一来，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要素——观念的源泉也就是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力——就被追溯到其自身就是人类心智的结果。于是，整个理论体系都不符合唯物主义条件了。
马克思想说明新观念如何起源。他攻击18世纪的理论，尤其是苏格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的观点，休谟认为观念是重要的东西，观念的变化会产生社会条件的变化。马克思说，观念不过是物质因素的必然产物，即物质生产力的产物。但是，我们发现物质生产力本身就是观念的产物。马克思的陷入了循环论证。
马克思之外，还有其他人认为发明和机器的改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稍后，19世纪70年代，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宣称，技术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方面，一切都是由技术所维持的。马克思走得更远，他说一切都真正地完全地依赖于技术的变化。但是他无法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一切，因为工具和机器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产物。
马克思去世之时，他的朋友与合作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恩格斯试图以简短的陈述来总结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不朽的伟大思想。演讲包含了一种对马克思略有新意的解释。恩格斯宣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发现之前，人们对这一规律一无所知。但显然，绝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规律。事实上，在中世纪早期，有一则古拉丁语格言或谚语就说：“要当个哲学家，首先你得生存。”
对马克思做出这种解释，是恩格斯一种高明的诡计。因为从此以后，任何时候，任何人如果试图反驳马克思的理论，他就会被质问，他是不是要否认一个人在能够写作之前必须得先吃喝。这当然否认不了。于是你就得被迫接受马克思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继续阐述。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而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这种历史规律约束，必然根据其阶级利益进行思考。这种阶级忠诚不仅存在于当前的社会阶段，也存在于之前阶级发展的阶段，它决定了一个人观念的内容。因为一个人是一定阶级的成员，他就会按某种特定的方式思考。而既然所有阶级成员都根据他们所属阶级的利益思考，其结果是历史选择的那些阶级的利益最终必然获胜。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不是个人而是阶级在思考。
阶级不是自我生成的。我们以分类来确定阶级。如果某种分类正确且符合逻辑，那么这种分类就无法被攻击。马克思将人们分类，并假定在几个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问题是，存在这样的矛盾吗？马克思从来没有证明这点。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首次提出了阶级理论。后来他出版了其他许多著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是什么，他只解释了阶级不是什么。
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篇章中，某一卷有一章名为“阶级”。该章中，马克思开篇讲了阶级不是什么。然而手稿便到此为止了。恩格斯有个注解说到，这项工作从未完成。如果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并非是因为死亡而中断了写作，我们会感到非常遗憾。但他在很多年前就停止撰写这些章节了。
马克思举了阶级冲突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适用的都是世袭等级社会（caste society）中的身份状况。在世袭等级社会中，一个人生来就属于一定等级——贵族、资产阶级、农奴，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利益冲突。任何人生来就属于特定等级，他只能享有与其父亲同样的权利与特权。因此，认为这样的社会存在阶级冲突，这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人人法律地位平等且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做他想做之事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严格的“阶级”，也没有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
于是，接下来，谈到“资产阶级”就意味着一个集团有着超越群众利益的特殊利益。这就是美国政策理念的冲突之处：我们应该补贴农民，或赋予劳工特权，对“想象中的国家”（Ruritanians）提供援助，以防止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等等。如果他们想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对他们是最好不过了。我们生活在被这种“阶级”哲学统治的世界。谈到资本主义，假设的就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即使我们考虑马克思其他的著作，也很难接受他关于阶级的论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承认，有些人具有阶级意识，有些人没有。没有阶级意识的人的利益与其“阶级”的利益相反。如果阶级利益不同于一个人自身的利益，为什么他应该根据其阶级利益思考？在发展阶级意识方面，美国工人被认为极为落后。如果存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情况，又怎么可能说存在阶级利益这回事呢？
真正的阶级利益是什么？就此，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问题是，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呢？马克思主义者说：“这很容易知道。如果这个阶级的某一成员的想法不同，他就是个阶级叛徒，社会叛徒。如果另一个人，不是这一阶级的成员，他的想法不同，这理所当然，无须解释。”这种说法的困难在于，实际上，确实有些阶级成员不按照其“阶级利益”所划的线来思考。
另一个困难是卡尔·马克思自己，他擅称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本人却不是无产阶级。他是一名富裕律师之子；他与普鲁士地主的女儿结婚；而他的舅子是普鲁士的警察局长。他的同伴恩格斯也不是无产阶级，是工厂主的儿子，他本人也是工厂主。他们对这种批评的回答是：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在这场运动的晚期——而是在其早期。他们及该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都是资产阶级。
在英国，当费边运动发展之时，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访问英国去会见他们杰出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们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费边社成员是社会身份显赫的一群人。他们身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出席晚宴，女士们则佩戴珠宝，全身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服饰。社会主义来自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这种说法至少是有问题的。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为什么没能意识到，并非是“利益”创造观念，而是观念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他怎么没看到这点？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完全被这样的观点所控制了，即认为经济不过是食物、衣服和住所。正是他的观念认为，饥饿中的群众只求获得食物。他完全相信资本主义的趋势是不可避免地造成群众的贫困，而财富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坚信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这种趋势，而这种趋势最终会带来社会主义。
每个人都知道并非如此。但是，人们回答说，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某些事情的发生。他没有预见到工会运动和社会立法。但是马克思出版的一篇短文却的确讨论了工会，这篇文章说到，工会试图改善工人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历史的趋势是在另一个防线。真实工资不可避免会一直下降。工会应该放弃其争取更高工资的努力，并将“保守的”目标替换为彻底废除工资制度。马克思反对社会立法——社会保障等等——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后是如此，那时他坚定地信仰物质生产力会带来变化。如果物质生产力变化了，整个社会结构必然变化，因为物质生产力不能继续在旧的生产关系中发展了。基于马克思本人及其死后恩格斯的建议，德意志帝国议会否决了社会化医疗、社会保险以及劳工立法，称之为更胜以往的剥削工人的欺诈行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因此，马克思论文的观点正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资本主义必须先要达到成熟。（这与罗斯福新政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差不多。）所有这些“改善”资本主义的方式，比如社会保险，劳工立法等等，都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政策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的成熟。
如果社会主义的到来——这是工人们的福音——真的是独立于人们的意志的，如果它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的成熟度和资本主义内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社会主义政党还有什么用呢？根据这个理论，对人类而言，既然对未来无能为力，又怎么能试图达成某一目标呢？这岂不是荒谬的么？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是，正如必须要有助产士帮助产妇分娩一样，也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政党为世界带来社会主义。有时助产士可以介入来改变局面，但她是服务于一个目的。
于是我们发现，马克思试图说明观念是某种物质的产物，但这并非是确凿无疑。他仅仅证明了观念是由某些力量产生的，而这些力量本身便是其他观念的产物。他所有的理论教导的不过是有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重要。比如说，根据他的理论，能建造出新机器的观念比写出一首诗或构建一种哲学体系的观念更为重要。马克思攻击所有这些心智活动的价值。诗歌有什么用呢？宗教有什么用呢？如果这些仅仅是我们拥有特定生产工具的结果的话？我甚至不会将马克思的这种理论称之为“唯物主义”。
在19世纪4,50年代，一些清醒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其批评摧毁了社会主义作者的教条。但他们的批评没有触及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已废掉了与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断。马克思意识到他回答不了这些批评，于是他的社会主义学说走了另一条路。首先，他详尽阐述了这样的理论：每个人都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以其阶级利益迫使他思考的方式思考。他认为，只要存在阶级，某人的理论，不管该理论探讨的是什么——不管是宗教、哲学还是法律——都决不会给我们带来真理。他觉得，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错误的，因其具有先天缺陷，且倾向性地服务于作者的利益。甚至到了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通过断言不存在对真理无偏见的追求，断言人们不是追求真理而只是追求实际利益，便可简单地证明这种论点。
为方便讨论起见，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论点，即所有的心智活动都是追求实际结果的欲望所激发，我们就必须承认，如果一个人想要的是结果，他就得致力于正确的理论。实用主义者说“真理”就是适用时能发挥作用的东西。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是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他说，证明我们物理理论正确的证据在于，用这些理论所制造的机器会按预期运转。因为人们要以火器互相厮杀，他们发展出了弹道学的理论。照马克思的说法，因为人们想杀死他人，弹道学的理论就不会发展，但是这些理论是正确的，恰恰因为他们想要杀人。马克思发展出他的理论，是因为他想表明，无产阶级不用为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烦恼；工人们无需考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说了些什么。
他发展出的第二个论点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理论，资本家致使工人日益贫困。马克思说，既然社会主义是更晚的阶段，那么必然是更为高级的阶段。因此，就用不着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状态研究什么计划了。批评家们已经驳倒了这些理念，认为它们无法运作。但马克思说，我们不必这样做，当万事俱备时，生产力将会做出安排。
马克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许多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人认为自己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遭到了些抗拒，但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却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现代心态的主要缺陷恰恰是人们相当不擅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亚历山大·米勒所著的《马克思的基督教意义》（The Christian Significance of Karl Marx）(New York:Macmillan, 1947) 倡导，不仅要运用基督教为马克思主义本身背书，还要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背书。
马克思拒绝劳工立法的努力是逻辑一致的。他的理论是世界必然遵循特定的发展顺序：（1）封建主义；（2）资本主义；以及（3）社会主义。他反对某一阶段可以被跳过的理论，因为这与他的理论不相容。然而，马克思去世时，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物中发现了写在一张废纸片上的一段话，暗示跳过某一阶段或许是可能的。显然，马克在某天晚上草草写下了这段话——到了早上他思考得更清楚了，意识到他如果同意这点，便会破坏他的基础理论。恩格斯抄下了这段话，寄给了俄国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有些名气，因为她曾杀死了警察代表，后来被无罪开释——当时俄国有这种事。她在19世纪80年代出版了这段话。布尔思维克认为这是个绝妙的观点——他们知道俄国落后，因此抓住这点作为理论根据，确信他们无须经过资本主义就可达到社会主义，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
马克思的重要之处在于，他将其他人文学者的学说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是错误的理论，由于其错误，这些理论只对他们来源的那个阶级有用。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马克思完全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所左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出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他们不能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价值悖论，他们的理论似乎显而易见——人们认为外部的的东西和服务有价值是因为其用途，因为这些东西能带来特定的有用的服务——用处越大，价值就越高。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单位的黄金，比铁的用处小，却能换到好些单位的铁。
1870年，这一悖论的解决之道被三个不同的人分别独立地发现——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奥匈帝国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和瑞士的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这三个人都认识到，在任何特定的交换中，交换的都是确定的数量有限的某种东西。人们并不是交换可资供给的全部数量，比如说，铁与黄金的交换，如果一个人以几单位的铁交换一单位的黄金，他就不会像以全部储量的铁和全部储量的黄金交换那样行事。可得到的数量越多，每单位的价值就越小，每单位满足的效用就越少。这就是边际效用原理。
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须为价值未追溯到最终消费者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低买高卖的理论被附加了这么多价值，这导致了对“经济人”这个幽灵的误解。该理论只与商人有关，而不考虑消费者。那要求从效用出发，普通人不容易理解。重要的是19世纪两位社会主义大师——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空谈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穆勒（1806-1873）——都如此确信古典价值理论，而从未有任何怀疑。这种价值理论已被其他人所批评，包括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拉萨尔在当时的影响力超过了马克思。但是马克思采用了由李嘉图所完善的古典理论。而穆勒在他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认为，价值理论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被解决了——后代之人对此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体系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他所发展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略加修改，以稍微不同的文字表述的古典体系。马克思对经济学所增加的内容几乎没什么意义。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或多或少地重复着他从旁人那儿得来的东西——他有时称这些人为白痴、谄媚者等等——但他从未太远地偏离他们的教义。
马克思将历史解释为阶级经济利益的结果。各种情况下，短期内，都存在获利的团体或受损的团体，这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利益。比如，如果有瘟疫或传染病流行，制药厂和医生就会获利。但长期利益不是这么明显，长期利益仅由观念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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