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 |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风灵译）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作者：哈耶克

翻译：风灵

1. 在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都鼓吹进一步侵蚀个人自由的时代，那些珍视自由的人就倾向于在相反的方向上努力（即趋于保守的方向——译者注）。这样的话，他们在很多时候，都会发现自己与那些习惯于反对变化的人站在了一起。就当前的现实政治而言，他们除了支持保守主义的政党，通常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虽然以上这种我试图定义的立场往往也被描述为“保守主义者”，却非常不同于传统上与这一名称相联系的含义。这种混淆的情况是危险的，它把自由的捍卫者和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放在了一起，认为既然那些（进步的）发展对这二者不同的理想都构成了同样的威胁，那么它们就处在同一条反对的战壕中。因此，清楚地区分我在此所持的立场与长期以来（或许是更恰当地）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保守主义本身是一种反对剧烈变革的合理的（很可能是必要的）、而且当然是普遍存在的态度。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它在欧洲政治中发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它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完全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类似冲突，因为在欧洲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东西，在这里却是美国政体赖以建立的共同传统：因此，美国传统的捍卫者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这种业已经存在的混淆近来变得更为严重，因为有人试图把欧洲的保守主义移植到美国。欧洲的保守主义有某种奇怪的特性，与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并且，在此之前，美国的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尽管如此，我暂且还是以自由主义者来描述我的立场，我相信，这种立场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和它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一样大。不过，我马上也会说，我这样做的时候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困扰，而且我在后文中还得考虑为自由党取个什么恰当的名字。这不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词，在美国引起了现今持续不断的误解，还因为在欧洲，理性自由主义的主流类型长期以来都是社会主义的领跑者。

现在，我要表明，对于任何理当称为保守主义的东西，我所认为的最关键反对意见是什么：这就是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为我们现在的行动提供另一种方向。保守主义通过减缓不可取的发展来抵抗目前的趋势，由此就可以算是成功，但是，既然它没有指出另一种方向，它就不能阻止目前趋势的延续。因为这个原因，保守主义命中注定要被拖着走上一条并非是它自己选择的道路。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间的拉锯战，影响的只是当代的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方向。但是，尽管“进步车辆的刹车”是必须的，我个人却不能满足于仅仅推动刹车的运用。自由主义者必须问的首要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走多快或走多远，而是我们应该走到哪里去。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与今天的集体主义激进派之间的分歧，远甚于保守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保守主义者通常只是以温和适度的方式，保持着他那个时代的偏见，然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更为积极地反对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共有的一些基本概念。

2. 对这三方（指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译者注）相对立场的通常描述，并没有阐明而是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人们常常以一条直线上的不同位置来表示它们，社会主义者在左边，保守主义者在右边，而自由主义者在中间的某处。没什么比这更具误导性了。如果我们想画一张图来说明的话，用三角形来安排这三者更为合适，保守主义者占据了一个角，社会主义者则将他朝第二个角的方向拉，而自由主义者把他往第三个角的方向拉。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者有能力拉得更起劲，保守主义者就更倾向于跟随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方向，并在适当的时间间隔后，不断采纳那些因激进宣传而得到了重视的观念。通常都是保守主义者向社会主义妥协，并抢了社会主义的风头。保守主义者鼓吹中间道路，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目标，他们一直受一种信念引导，即真理必定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结果就是，每当两边出现一种更极端的运动时，他们就改变了立场。

因此，在任何时候，对保守主义者立场的正确描述，都取决于既有趋势的方向。由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大体上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所以看起来，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意图都在于减缓这一运动。但是，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它想去的是别的地方，而不是停留在原处。今天产生了与此相反的印象，有时可能是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自由主义曾被更广泛地接受，它的一些目标曾接近实现，尽管如此，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向后看的学说。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自由主义的理想完全得到了实现，也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自由主义不期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进化和改变；而在自发的改变被政府控制所扼制的地方，它要求大幅度地改变政策。考虑到现在大量的政府行为，在当今世界，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期望保持现状。事实上，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最紧迫的需求是彻底扫清自由生长的障碍。在美国，仍然有可能通过捍卫长久以来的制度而捍卫个人自由，但这绝不能模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些制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们由来已久，也不在于它们是美国的制度，而在于它们符合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理想。

3.在我谈到自由主义的态度与保守主义尖锐对立的那些要点之前，我应该强调，自由主义者可能从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他们对生长而成的制度的价值的研究充满热爱和崇敬之情，让我们（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获得了一些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对我们理解自由社会做出了真正的贡献。诸如这样一些人物，柯尔律治（Coleridge），波拿得（Bonald），梅斯特（De Maistre），缪泽尔（Justus Möser），或柯特（Donoso Cortès），不管在政治上多么反动，但他们确实表现出了对自发生长的制度（如语言、法律、道德和习俗等）意义的理解，这种理解预见到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自由主义者也从中受益匪浅。但保守主义者对自由生长的赞赏一般只适用于过去。他们的特点是缺乏勇气，欢迎同样是非设计的但从中将出现人类活动新工具的变化。

这也就引出了我要说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第一处截然不同的性质。如保守主义的作者们经常承认的那样，保守主义态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惧怕变化，对新事物本身就胆小怕事不信任，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则建立在勇气和信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准备让变化沿着其自身道路发展的基础之上，即使我们不能预测变化将导向哪里。如果保守主义者只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过快变化，那么也没什么可反对的。在这方面，谨慎行事和放慢变化进程的理由确实很充分。但是，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利用政府权力，以阻止变化或将变化的速度限制在较胆小的人喜欢的范围之内。在展望未来时，保守主义者缺乏对自发调整力量的信心，而正是这种自发调整力量，让自由主义者可以无所畏惧地接受变化，虽然他不知道这种必要的调整将如何实现。的确，自由主义态度的一部分就是假设，特别是假设在经济领域，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将以某种方式带来新情况所要求的调整，虽然没有人能预测这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如何进行的。人们常常不愿意让市场自行运转，一个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无法设想某种必要的平衡（供求之间的平衡，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平衡，等等）不用刻意控制就能实现。保守主义者只有在确信某个更高级的智慧在监视和监督变化时，只有当他知道有某个权威负责保持变化“有序”时，他才会感到安全和满足。

不敢信任不受控制的社会力量，这与保守主义另外两个特征密切相关：喜爱权威和不理解经济力量。保守主义既不信任抽象理论，也不信任一般原则，因此它既不能理解自由政策所依赖的那些自发力量，也没有一个基础来形成政策的制定准则。就保守主义者看来，秩序是权威持续关照的结果，为此目的，必须允许权威按照具体情况的要求行事，而不受严格规则的约束。对原则的承诺的前提是，理解让社会中的各种努力得以协调的普遍性力量，但是，保守主义者所明显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尤其是经济机制的理论。关于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实在产生不了一种普遍性的概念，以至于它的现代信徒在试图建立一种理论基础时，总免不了发现自己几乎只能求助于那些自认是自由主义者的作者。麦考利、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和莱基当然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这也是正当的；甚至埃德蒙·伯克到最后仍然是一个老辉格党人，若想到被认为是托利党人（托利党有保守主义倾向——译者注），他恐怕会不寒而栗。

不过，还是让我回到主要的论点，即保守主义者的特征是满足于既有权威的行动，而且他主要关心的是这种权威不被削弱，而不是将其权力控制在一定界限之内。这与保持自由很难调和。可以说，保守主义者普遍不反对强制或专断的权力，只要权力是用于他所认为的正当目的。他相信，如果是正派人士掌权，就不应该受到太多严格规则的限制。由于他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没有原则，所以他的主要希望必然是睿智之人和高尚之人来统治——不仅仅是我们所有人都必然希望的那样，以榜样的力量来统治，而是授予他们权威并由他们强制执行权威来统治。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关心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谁在行使权力；并且，也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他认为自己有权将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道德信念。典型的保守主义者其实通常都是有着很强道德信念的人。我的意思是，他没有什么政治原则能让他和那些与他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致力于一种双方都能遵循各自信念的政治秩序。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有这样的原则，让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得以共存，才有可能以最少的暴力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接受这些原则意味着我们同意容忍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保守主义者的许多价值观比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观更吸引我，但是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个人看重某些特定的目标，并不是强迫他人为这些目标效力的充分理由。我几乎不怀疑，我的一些保守派的朋友将会感到震惊，震惊于我在本书第三部分（指《自由宪章》第三部分“福利国家中的自由”——译者注）做出了他们所认为的对现代观念的种种“让步”。但是，虽然我可能和他们同样不喜欢某些相关措施并会投票反对，但我不知道我能够诉诸什么普遍原则，来说服那些与我观念不同的人，说服他们在我们都向往的这种普遍性社会中，不允许有那些措施。要成功地与他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不仅要求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具体目标。它要求的是在思想上承诺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即使对某人而言是根本性的问题，也要允许其他人追求不同的目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自由主义者而言，道德理想或宗教理想都不是实施强制的适当对象，而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这种限制。我有时候觉得，自由主义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使它同等地区别于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那就是这种观念：道德信条所涉及的事项，如果是那些没有直接干涉他人受保护范围内的行为，就不能作为实施强制的正当理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改弦更张的社会主义者，更容易在保守主义的圈子里而不是在自由主义的圈子里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最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可识别的大人物，他们与生俱来的标准、价值观和地位应该得到保护，他们对公共事务应该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当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有一些大人物——他不是平等主义者——但他否认任何人有权决定谁是大人物。保守主义者倾向于维护一种特别的既有等级制度，并且希望权威来保护他所重视的那些人的地位，而自由主义者认为，任何对既定价值的尊重，都不能提供诉诸特权、垄断权和其他任何国家强制力的正当理由，来庇护这些被重视的人，让他们不受经济变化力量的影响。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意识到了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文明演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也相信，这些精英必须在适用于他人的相同规则下，通过自身能力来保持地位，以此证明自己。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常见态度。在本书前文中我已明确指出，我不认为多数决定原则是一种目的，这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说，甚至可能只是我们必须选择的各种政府形式中最少邪恶的一种。但我认为，当保守主义把我们当代的罪恶归咎于民主制度时，他们是在自欺欺人。最大的罪恶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没有人有资格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现代民主所拥有的权力，如果掌握在一小撮精英手中，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诚然，只有当多数人掌权时，人们才会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在此意义上，民主和不受限制的政府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要反对的不是民主而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我不明白为什么人民不应该学着去限制多数决定原则的范围，就像限制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那样。无论如何，相比其他任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和平变革的方式和政治教育的方式，其优势如此显著，使得我丝毫无法赞同保守主义中的反民主派别。对我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而是政府有权做什么。

保守主义者反对过多的政府控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与政府的具体目标相关。这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很清楚。保守主义者通常反对工业领域里的集体主义措施和指令性措施，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常常能在保守主义者中找到盟友。但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并且经常支持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措施。事实上，尽管今天存在于工商业中的限制措施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但在农业方面，同样重要的限制措施却通常是由保守主义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引入的。而许多保守主义领袖努力诋毁自由企业，唯恐落在了社会主义者之后。

4. 我前面已经指出了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纯思想领域的不同之处，但我现在必须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典型的保守主义态度不仅仅是保守主义者的严重弱点，而且往往会损害与其联合的任何目标。保守主义者本能地认为，新思想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引起变化。但是，从它的观点来看正是如此，保守主义害怕新思想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原则来反对这些新思想；而且，由于它不信任理论，并且缺乏想象力，除了经验已经证明的事物之外，想象不出任何东西，它使自己丧失了思想斗争中所需的武器。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观念的长远力量，与自由主义不同，保守主义受到在某个特定时代所继承的思想储备的束缚。而且，既然它并不真正相信论辩的力量，它的最后手段通常就是基于自称的某种超常品质，声称有超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