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入门第一讲 百年轮回
作者
史蒂文·霍维茨
翻译 风灵
在过去几十年里，奥地利经济学派重新受到了关注。它所持的自由市场政策结论以及与自由意志主义的联系，在学术和公共辩论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经常被用来解释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因此这种关注在次贷危机和大衰退期间变得更为强烈，此外，罗恩·保罗(Ron Paul)2008年和201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也让该学派的一些理念成为了流行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学习奥地利学派作为他们正式大学教育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越来越多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接受的是奥派经济学的训练，而他们自己也在学院和大学里教书，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为各种媒体撰稿。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在公众面前的存在感日益增强，这或许意味着，这种经济学方法是一种新事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思想革命，这场革命创造了现代经济学方法。在20世纪初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里，奥地利学派是经济学的主导学派之一。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因为两种新的发展态势，它的影响力被削弱了。首先，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革命抛弃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微观经济学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形式数学术语来表达，经济问题被视为特殊类型的工程问题。这两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变都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格格不入。因此，从二战前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学派几乎消失了。
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再次交汇，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却创造了条件，让奥派的学术活动和声誉得以复兴。上世纪70年代初，高失业率和高通胀并存，而根据当时流行的（广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无法解释出了什么事，这为其他的经济学方法打开了大门。尤其是1974年发生的两件事情，帮助奥地利学派重新回到了学术对话之中。首先，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以表彰他在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以及他对理解价格体系的信息属性的贡献。这些研究都属于奥派经济学传统。同年，哈佛大学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出版了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重要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这本书是为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哲学辩护，受到了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影响。[1] 哈耶克的诺贝尔奖和诺齐克的著作不仅影响着公共辩论，也将奥派经济学的讨论重新提上了不同学科学者们的议程。
这些事件，加上伊利雷尔·科兹纳(Israel Kirzner)在前一年出版《竞争与企业家精神》(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标志着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开端，自那以后，这场复兴一直在持续。过去的十年里，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得以加速进行，这要感谢主流经济学的无能，它不能预测和解释大衰退。[2] 20世纪70年代以后，奥地利学派慢慢跻身于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之中，如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政策分析和公共辩论。尽管没有可靠的数据，但几乎可以肯定，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从事研究的专业经济学者从未像今天这么多。
奥地利学派的起源是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学“边际革命”（ Marginal Revolution）。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理解价值概念（the concept of value）的方式，对经济学的主题和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的价值通常是以生产它的成本，尤其是生产涉及的劳动来解释的。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学思想家都以某种方式接受了“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劳动价值论有若干明显的问题，包括如何将性质不同的劳动简化，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以及如何解释意外发现的事物的价值。早期的经济学家们竭尽所能，试图以他们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谜题，就像托勒密(Ptolemy)借助粗糙的数学技巧，努力让他的太阳系地心说模型具有预测上的准确性。这些解释的特殊性质为一种新的系统性价值解释创造了机会，这种系统性解释以边际革命的形式出现，相当于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三位思想家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他们明确指出，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对其手头所需的特定数量（即所谓“边际”数量）的商品或服务的效用的主观评价的结果。商品既没有内在价值，其价值也不是由生产它们的劳动量或其他投入来决定的。相反，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有用的，而商品所具有的特定价值量则取决于满足用户具体需求所需的特定数量。
这三位思想革命者中的两位，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瑞士的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采取了一种数学方法，运用“边际性”（marginality）的概念建立模型，以简单微积分来表达他们关于效用的新观点。相比之下，三位思想革命者中的第三位，就看待价值的这种方式，详尽地阐述了另一种不同的理解，他比其他两位更强调经济价值的主观性，强调选择的“边际”是由做出选择的人的想法决定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这第三位革命者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维也纳大学的一位教授。门格尔在1871年的《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提出的经济学方法，成为了后来所谓“奥地利学派”的基础。除了强调价值的主观本质外，门格尔经济学的核心是人类知识，以及为什么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表明了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应对不确定性。对门格尔来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努力改善自身福祉的学问。人类的知识有限，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他们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得到这些东西。门格尔的经济学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有着自己的需求，并掌握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他本身就是人类经济生活的起点和终点。”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仍然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
门格尔另一个伟大的贡献是扩展和延伸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概念。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后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1883)（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s of the Social Sciences）这两本著作中，门格尔对社会现象提出的解释都是始于个人的选择，但又表明这些选择呈现的结果往往不是任何个人曾计划或预期的结果。在他的《原理》一书中，他运用这种策略解释了货币的出现，在《方法论探究》一书中，他概括了这种策略，并提出了有时被称为“门格尔之问”（Mengerian question）的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共同意志致力于建立它们的话，那些服务于公共福利并对公共福利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制度怎么能够形成呢？”
这种解释性策略，后来被称为“自发秩序理论”（spontaneous order theory），也是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解社会现象为什么是人的选择通过各种社会制度过滤后的非意图性结果，这是奥地利学派用来进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技术。自发秩序的解释是基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主观主义和有限知识的概念。正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局部的，所以要依赖社会制度协调我们的行为，而不是依赖专家智慧的设计和控制。这一主张不仅影响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也对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
接下来，我将探讨奥地学派经济学的各种思想，重点是它的分析与标准经济学教科书的表述有什么不同。我的方法是广义的历史方法，因为我将大致按照各个具体的思想成为奥派关注焦点的历史顺序来讨论。我也不会详述特定的思想家或特定的著作，而是按照主题进行，记录与所涉主题相关的重要贡献者。与今天的主流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主观主义、不确定性和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该学派将市场视为自发有序的发现过程的观念，为从最基本到最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且更为现实的解释。由于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依赖于对人们知道什么和如何选择所做出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假设人们是全知且理性决策的——译者注），因此，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将会找到一批乐于接受的听众，就像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所证明了的那样。
[1]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2] Israel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注：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双语阅读课程第一期《奥派经济学入门》第一讲的中文部分，若有意报名参加课程，请联系微信号mefe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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