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不可及的梦想：大学精神为何被引入歧途？

“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对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遥不可及的梦想》回应了这个问题，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今大学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同时，正冒着危险偏离其培养公民、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的核心使命。在提升国家和全球形象的竞争中，大学正在接受一种新形式的功利主义，一种偏重市场力量而非学术价值的功利主义。本书作者詹姆斯·H·米特尔曼为此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建议，比当今普遍存在的不现实的全球化措施更为实用，以帮助不同类型的大学都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蓬勃发展。

随着跨国竞争和市场利好型全球化的兴起，大学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走向一个充满争议的未来。本书讲述了是什么改换了大学的旧貌，又是什么塑造了大学的新颜。书中阐明了高等教育的全球性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应对挑战所能采取的行动。针对这些问题，我有三个统一的论点。

首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范围和影响都呈指数级增长。大学已经成为全球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形成了市场力量。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以明智且可靠的方法来使用这种力量，这也是本书后续章节要讨论的问题。

其次，我认为大学的核心学术宗旨受到了威胁。虽然未被普遍采纳，但这些核心宗旨在19世纪开始生根，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的逐步发展，到21世纪陷入了新的紧张局面。进入21世纪，三位一体的核心教育使命——培养公民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正在失去立足之地。一种新的功利主义正在崛起，它优先考虑有用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而非基础性的探索；将市场价值置于教育价值之上；强调理性思维，不推崇艺术、古典语言、历史和哲学等其他思辨模式。而且，这种功利主义具有全球化的特点，更偏好教育—服务—出口模式（educationalservices export model），对建立跨国界课程的有机联系并不重视。简言之，大学正在重新定位。

最后，基于大多数国家都同时面临着提高绩效和减少公共投资的压力，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对所有大学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极少数顶尖大学例外。这一小批研究型精英院校提供的“奢侈品牌”仅面向全球不到0.5%的学生，且大多分布在发达国家。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让许多不太富裕的学生望而却步，以免在进入前途不明的就业市场前背上沉重的债务；学生被招进大班课程，其中许多课程的主讲人是临时教师而非全职的终身教职；大学对日益增多的管理人员给出了过高的薪水补偿，这导致了学生对管理人员的信任度降低。

当迫切需要明确目的性的时候，大学都陷入了一种错觉，认为应该在这场超级联赛中力争上游。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大学都树立了同一个梦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虽然志存高远值得称许，但这种时髦的目标是虚幻的，因为在一个多层体系中，并非所有大学都有资格进入顶层。有些大学得天独厚，而另一些则先天不足，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手段，后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然而，在这些大学的梦想世界中，一大批教育工作者都将哈佛及同类院校（主要是处于研究型大学上层的少数富裕私立大学）当作黄金标准。哈佛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捐赠基金（2016年的年中数据为357亿美元），并且每年收取的学费为63025美元。哈佛位于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剑桥市（Cambridge），其所处的知识经济环境是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等研究型大学、辉瑞（Pfizer）、诺华（Novartis）等尖端生物制药公司以及亚马逊（Amazon）、谷歌（Google）办事处集聚的中心。这里的企业往往将大量高薪职位提供给了家境优渥的学生，他们大多毕业于哈佛或其他捐赠基金雄厚、负有盛名的精英大学。

正如本书书名“遥不可及的梦想”（Implausible Dream）所传达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因为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与现实相悖，具有迷惑性，让人联想到构建双赢局面的想法和行动，而实际上，全球化的特点是赢家和输家之间存在等级分化，二者地位并不平等。由于国家的重点绩效奖励政策，那些入选全球各类卓越计划的院校每年的年均预算估计高达20亿美元，大大地分流了弱势大学的资源，但美国和其他两个案例国家的大多数学生都就读于这些弱势大学。

此外，“世界一流”的比喻掩盖了高等教育的具体政策、实践和声明，也是凝聚若干含义的总括性概述。这些以全球化为中心思想的话语包括战略规划、最佳实践、品牌化、基准、基于绩效的生产力测评以及诸如此类尚待进一步充分讨论的概念。这些概念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概念——世界一流大学。这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更是一种自上而下思考和理解高等教育的方式，“世界一流”的说法已经渗透进了潜意识，往往会躲过批判性的审视。

今天，全世界的大学都憧憬着获得世界一流的地位，这无可厚非，而且可以给大学带来切实的好处。“世界一流”的说法是由世界银行等机构组成的全球治理网络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使某些行动方针合法化，并为教育决策者所用。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共通的说法被大学用作聘请更多管理人员为世界排名等活动筹备分数的理由；被学生及家长用作填报志愿的参考；被认证机构用来评估大学现状和发展方向；被各国政府用作资金分配和决定海外留学基金资助方向的标准；也被其他国家在移民法中用来赋予那些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学位的入籍申请者们优先权。

尽管“世界一流”的标语被广泛采用，但关于其统筹的若干问题却仍未解。如何定义“世界一流”？要调动多少资源才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要跻身屈指可数的一流学府之列需要采取哪些策略？是否所有大学都应该效仿精英大学，大学与国家体系中的其他机构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条道路是否正在导致全球学术共同体偏离其根本宗旨？

我并不是说大学不应该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像磅礴的交响乐或恢弘的壁画一样，梦想可以鼓舞人心。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梦想常常能激励进步。但是，如果门槛定得过高，如果这些愿望完全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随之而来的是失望、沮丧，甚至有时会让人抗拒新的尝试。当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无法跨越时，人们往往会变得愤世嫉俗或意志消沉。如果目标是4分钟跑完一英里，卧推500磅，或者达到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Phelps）的世界游泳纪录，那么许多选手会感到整个练习毫无意义。因为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人们会普遍质疑努力的目的。这种落差解释了公众为何对负责培养下一代人才的院校信心骤降的关键。

接下来的章节将要探讨的是，当所有大学都去追求同一个目标时，他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是否会导致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无法达成？这种质量和卓越是否能够适应该模式所在的原生环境（即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富裕的、私立为主的高水平大学）之外的土壤？这并不是说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就应该放低理想，接受低水平的发展进程。相反，这些机构应该是不同的个体（受各自经历影响），与自身的教育环境相宜，并反映出应对环境变化的多种方式。因此，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克服根深蒂固的障碍，改善教育和研究环境。

因此，“世界一流”的定义对分析高等教育的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定义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了解大学使命普遍意义背后的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在高等教育日益被视作重要私人投资和经济利益的大环境中，如何满足公共需求的问题普遍存在。鉴于此，大学存在的价值受到拷问。随着量化指标渗透到学术议程中，有关大学的办学宗旨已经改弦更张。日常的绩效考核缺少了对使命本身的关注。问题不仅仅是用什么方法来评估大学和如何改进这些考核方法，还包括考核的具体内容。

尽管教育机构本应奉行崇高的办学宗旨，但他们必须应对全球市场的不稳定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各种理念，即生产力、竞争和效率。这些实践和规范改变了大学共同协商和共同治理的民主基础，带来了预期外的结果。

本书的第二部分展示了这些预期外的结果。该部分讨论的具体案例包括对美国大学校长们的观察，他们批准了外部资金来源，但却对某些咨询业务、版权和专利协议以及大学与制药等大型企业的合同表示后悔，因为这些产学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了激烈冲突，这些冲突一方面集中在专利知识和盈利之间，另一方面则是在教师忠诚和学术自由原则之间。在另一个案例中，芬兰大学采用了适用于区域和全球标准的政策框架，以期从全球化中获益。但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框架削弱了互信、合作、平等的本土教育价值观。在乌干达，当地大学与海外大学签订的协议为后者进入乌干达国内市场提供了机会，但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做法违反了乌干达的法律，甚至被认为是对当地文化的冒犯。曾在乌干达开设分校的一所英国大学的冒险经历就是一个例证，当乌干达人断然拒绝这位合作伙伴的要求时，分校立即被关闭了。

综上所述，这些案例展示了大学的各种使命（历史使命和新使命）以出人意料、相互矛盾的方式相互影响。案例还表明，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目标和教育目标可能会发生冲突，但如果今后这些目标能够正确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则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对立。

因此，问题并不是大学在改变，而是大学改变的方式。本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以更明确的方式刻画出高等教育的改革策略，并指出改革需要怎样的替代性策略。我认为，要解决困扰高等教育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公式或单一的政策“办法”。本书最后一章详细阐述了五条适用的建议，为高等教育转型指明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基于对大学结构调整的多重考虑，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粉碎这个全球大多数大学都抱有的遥不可及的梦想。再则，我提出了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多元愿景，为培养“本地—全球”的批判性思维服务。与我们这个时代流传的许多悲观预言不同，我对高等教育的展望更为冷静和乐观。

我所主张的结构性改革不是一项乌托邦式的行动。机构调整的可行性需要自上而下坚实的领导力。大学管理者能提供远见卓识和经验，而领导力则集合了理事会成员的敏锐、核心管理者的洞察力、教师的主动性、工作人员的创意、学生的活力和社会运动的推动力。多方参与者可以起到催化的作用，引领大学超越临时方针和治标不治本的改革。这群思想主体组成的联盟有可能使旧的办学宗旨焕发出新的光彩，并创造出超乎政策制定者想象的前景。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表明我的态度，我的立场是保守的，因为我认同现代大学的正统宗旨，前提是这些宗旨能够适应当前时代的严峻挑战。教育全球化成本和贡献承担的不均衡加速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扩大。我所有努力的重点是去批判高等教育机构中大量以进入全球竞争和不断向上层靠拢为使命的大学代表。

本文摘自《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一书的“引言”部分。

作者：詹姆斯·米特尔曼，美利坚大学杰出学者和名誉教授，国际研究协会201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杰出学者奖的获得者，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院的荣誉研究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