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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成大事者,为什么流氓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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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明末思想家唐甄


唐甄这句话,“贼”其实还是好听的说法,用口语说就是,从秦朝以来凡是当皇帝的都是流氓。确实,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刘邦成事之前便是个“不事生产,好酒及色”的地痞流氓,他曾对着始皇帝的出巡仪仗无比垂涎;成事之后,他的流氓劲儿就更为十足了,曾把小便撒在儒生帽子里而洋洋得意,逃命时把自己妻女推下车而不以为然,项羽要将他父亲下油锅,他却说“我爹就是你爹,杀了别忘了给我一碗肉汤喝”。最后称帝,他还骄傲地反问父亲:你从小总说我无赖,现在我比别人如何?结果,讲究礼义廉耻的贵族项羽,终于败给了“不讲武德”的流氓刘邦。


从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也好不到哪去。他年少贫苦,但一旦得了江山,便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政治大流氓。什么开国功勋、同乡旧友,杀起来毫不含糊。这和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相比,简直就是最低端的黑社会手段。此外,他为保江山任人唯亲,最后落个自家儿子打自家孙子的局面。


开国皇帝尚且如此,帝王手下一众将相,就更是如此。刘邦手下与韩信齐名的大将彭越曾是水匪,朱元璋手下号称常十万的常遇春也是强盗。然而,这些人都是史书上公认的“雄主良将”,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自古成大事者,流氓这么多?”


▲作为明朝“第一猛将”,常遇春所到之处“寸早不生”,攻下城池就屠城


人们常说,审视问题的视角不同,看到的结果自然不同。当我们用传统“立不世之功,成不朽之业”的儒家视角审视,他们自然是明君名臣;然而,这一视角并不足以解释他们身上的流氓气质,更无法解释这一长久普遍的历史现象。对此,著名学者王学泰在其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提出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视角——游民视角。


他指出,无论是不事生产的刘邦,织席卖履的刘备,还是游手好闲的朱温,出身乞丐的朱元璋,很多成功的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同出身——流氓,或者更准确的说——游民。


游民群体的庞大与长久存在,塑造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群体文化——游民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江湖规则,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也是最能冲垮现有秩序、颠覆王朝统治的狂热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与地区,能有中国历史这般频繁塑造游民的土壤。独特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民独特的群体特征:


· 他们“不事生产”,没有固定职业,要么迫于生计出卖劳动力,如放牛的朱重八;要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刘邦及其一众小弟;也因为身处底层,他们对成功与改变命运最为渴望;


· 他们也没有稳定居所,往往为生计远离家乡、四处奔波,甚至落草为寇。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并无多少私产,所谓“无私也就无畏”,他们均“胆大妄为”,做事不讲规则,也最主张天下“公有”。


▲被忽视的“士农工商”外的第五层:游民阶层


可以说,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是由上层“讲道德的礼乐伦理”与下层“忽视道德的游民文化”共同构成。要理解中国,二者缺一不可。21世纪的今天,游民一词虽不再使用,但大量流动、失业人口、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甚至一些中产乃至“成功人士”,仍具有明显的“游民”特征,因此这一视角对于理解当下,同样不可或缺。


然而,在传统历史叙述中,游民往往被当作一个边缘群体不被重视,游民文化的概念更是无人提起。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游民文化研究开山之人王学泰第一次系统提出游民文化,才为我们带来这一审视中国社会的全新视角。学者李慎之曾说:通过这一视角,无疑是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当今学界更是将“游民文化”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并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王学泰生前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本书自上世纪末出版以来,几度绝版断货,此次先知书店联合出版社复活此书,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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