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城市不断地向郊区蔓延，在四周建造起一座座卫星新城，各地都经历着热火朝天的开发，但却无模式可言。如何利用土地，如何通过合理分区营造开放空间，都是摆在美国人眼前，却没有人能给出答案的问题。

一切都并不陌生，那时的美国人热衷炒作地块。投机者会抢购各种土地，或者将之租给农民，或者空置，静待开发者的到来。开发者没有规划，建设者并不懂得“空间”的概念，一切都变得乱糟糟。小区、房屋、铁路、公路、高压电甚至化粪池，都在破坏森林、山体、河流和湖泊。

与此同时，城市的主城区仍然充塞着未经开发的土地、荒废的铁轨和拥挤的住宅区域，使得城市的体验无法从横向扩展中得到喘息。

这引发了一场规划上的思维之战，《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就是最知名的作品，作者简•雅各布斯也因此成为城市规划领域不可绕过的名字。而在简•雅各布斯眼中，威廉•H. 怀特的《最后的景观》则是影响整整一代美国城市规划设计师的杰作。也正是威廉•H. 怀特，最先关注并推荐了简•雅各布斯，堪称其伯乐。

1968年出版的《最后的景观》，被《纽约时报》誉为“关于开放空间问题的上佳作品”。它所引入的土地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基础概念，引领着人们在城市向郊区的扩张中更好地利用宝贵的土地。

威廉•H. 怀特出生于1917年，1999年去世。在他看来，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也不仅仅是交通节点或巨大的建筑展示平台，而是因人群聚集而变得美好的人居场所。《城市的景观》的诞生堪称宣言，怀特认为城市肆意蔓延的时代已经结束，城市规划改良的核心不在于外向型的扩张，而在于解决城市内部缺乏妥善安排的区块。

“人居”概念的诞生，扩大了城市的概念外沿。这一概念开拓了开放空间理念，也让城市诞生了无数经典开放空间，比如能够维系社群的公园。近年来，这一理念更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公共书屋、街心公园、各种创意园区，都兼顾了人居与景观。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他们乐见这样的开放空间遍地开花，因为它往往不需要太多投入，就能成为区域内的地标，有助于城市形象，甚至创造巨大收益。

对开放空间的重视，多少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一种思维修正。但放眼国内城市，这一思维修正并不算是常态，而且很多时候集中于意识阶段而非实操。

广场是现代城市最常见的开放空间，甚至是标志性空间。当“城市开放空间”这个时髦名词走入中国，最先呈现的实物往往是广场。

但在以大为美的思路之下，中国城市的广场从最初就陷入了“比比谁更大”的怪圈中，沦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上区域性的旧建筑拆除，对高楼大厦的迷恋，就造成中国城市广场的普遍格局：巨大的广场让行人无法迅速穿越，四周多半是对行人并不友好的宽阔马路，再向外则是写字楼或政府机构为主的高楼大厦，你想进去借个厕所都难。广场中央以硬路面或草坪为主，只求气派不求亲近。

同样是广场，欧洲城市的广场多且小，习惯了国内广场概念的中国旅行者，初遇欧洲城市广场往往还会不习惯。但正是这一个个小广场，营造出多个城市空间，并各司其职。

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所能享用的开放空间，主要是集市、庙会和市井街巷间，但要不就是临时性空间，要不就极其狭窄，老百姓最敬畏的反而是祠堂和衙门，因此家族规矩和官本位思想占据主导。也有人牵强附会，认为中国考古发掘遗迹显示，早在商周时代就有庭院广场存在，但实际上这种所谓“广场”只是一种内向型发展的模式，更看重军事防御和社会管制功能。又如唐朝的里坊设置以及与之配合的宵禁，人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里坊内，缺少与外部的连接。

真正广场所形成的开放空间，则带给西方人公共意识、公德意识乃至公民意识。尤其是以市政厅为核心的主广场，是化解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地方，也是权力与市民拉锯的场所，更是极好的公民训练。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哲学殿堂就立于广场之上，古希腊政府向平民颁布各种政策都在广场上进行，民众也可以在此向古希腊政府提出要求。广场依托神庙，可不仅仅是体现神圣权威，神庙的阶梯就是开放空间的天然座椅，能让人“坐下来好好谈”。广场兼有公民属性，还有市场和知识传播等多种功能，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古罗马时代，直至后来的欧洲。所以广场不在于大，而在于便利，便于集市、集会等公共活动都在此完成。

即使是现代化城市，仍然不能忽视开放空间的需求。即使是再小的街区，也要留出一块空地作为开放空间。即使是寸土寸金的纽约市中心，也要遵循市政规划条例，根据建筑物高度留出相应开放空间，建筑越高，门前开放空间就要越大。

但仅有空间没有人，显然是不够的。如今许多城市的所谓创意园，最终沦为空架子，便是明证。人的参与无处不在，即使是司空见惯的公园，人也不仅仅是使用者，同样能够成为规划者的一部分，比如直接参与开放空间植被的种植与养护等。而未来的开放空间，也将承载人们更多的公共生活。

最高明的开放空间，当属对城市与人的彻底融入。在这一点上，目前经济在欧洲处于“落后梯队”的保加利亚，却让人眼前一亮。

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有一座圣乔治教堂，是早期的基督教红砖圆形教堂，是城中现存最古老建筑，由罗马人建于公元4世纪，见证着古城索菲亚作为当时巴尔干半岛上最大最繁荣罗马城镇的荣光。它的位置很有意思，就在希尔顿酒店后面，被一众建筑所围绕。周遭建筑的兴建并没有对教堂以及周边遗址造成任何破坏，建筑的包围又使得教堂得到保护，但这种规划又没有隔绝游客，人们可以自行穿越周遭建筑进入教堂遗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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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圣乔治教堂

更有意思的是古色迪卡露天博物馆，它其实是通往古代色迪卡城的大门。公元前29年，索非亚被罗马帝国占领，这一区域发展为行政中心。公元175年，色迪卡城四面建起城墙，内部有许多公共建筑和住宅，如今还保留了大量街道、水道和建筑地基之类的遗址。这个区域可谓寸土寸金之地，当年保加利亚政治中心拉格大厦就在旁边，与火车站和中央市场一街之隔，周围都是索非亚的核心区域。这片断垣残壁如何保存？如果换成许多中国城市，要不就选择全部拆掉，要不就会在此基础上建一个假古城。但保加利亚人却非如此，城市最重要的主干道在遗址旁穿过，地下人性隧道直通遗址。在街上可以居高临下见到遗址全貌，在地下可以直通遗址，就像走进一个迷宫。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片保留完好的遗址，恰恰成了一片开放空间。索非亚本就是花园城市，大小公园和广场无处不在，但以近两千年的古代遗址营造开放空间，实在是让人感觉奇妙。

人们坐在残留的建筑地基上聊天，孩子们在旧时水道和街巷遗址间穿梭，两千年的时光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还有许多人会选择不走平行的人行道，而是从这里穿越街道。

这种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和运用，也正是《最后的景观》的精髓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