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讲述的真相与无法和解的过去
▲（德）W. G. 塞巴尔德
2000年，苏珊·桑塔格在《泰晤士文学副刊》撰文，提出“文学大师是否存在”之问，并认为“就英文世界来说，尚有几人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塞巴尔德”。
那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生命会在第二年戛然而止。2001年，塞巴尔德在车祸中不幸去世，年仅57岁，为世界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1944年生于德国的塞巴尔德，一生作品不多。1990年出版处女作《眩晕》，1992年出版《移民》，1995年出版《土星之环》，2001年的《奥斯特利茨》则是其遗作。后来有消息证实，在他去世前几个月，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将他列入候选名单。他的离世，也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重大损失。此外，他还曾获得柏林文学奖、海因里希·伯尔奖、海涅文学奖、不来梅文学奖、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英国文学网站评出新千年最佳小说……2019年，英国《卫报》评选“21世纪100本最佳图书”，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名列第五。
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格式与韵味，将小说、回忆录、游记、历史、漫谈、照片、明信片与画作交融为一体，被视为一种全新体裁。在他去世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一体裁已经成为潮流，无数人穿越时光向其致敬。
2019年起，“新民说”陆续推出了《奥斯特利茨》《移民》《土星之环》，近期出版的《眩晕》，则宣告塞巴尔德四部诗体小说的集结。
书名：《眩晕》
作者：（德）W. G. 塞巴尔德
译者：徐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新民说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定价：52元
《眩晕》的结构十分别致，它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贝尔，或爱之奇异事实》以原名亨利·贝尔的司汤达的视角，讲述其从军经历、与梅毒的斗争以及无果的爱情；第二章《海外》讲述“我”在意大利多地的旅行，或者说是被不安驱动的一次次逃离；第三章《K.博士的里瓦浴疗之旅》讲述卡夫卡于1913年在意大利的一次公务出差和浴疗之旅；最后一章《归乡》的“我”则重返德国故乡，挖掘童年记忆。
这四段旅程都充满着神秘与魔幻，不同时空的主角有着交错的旅行路线，后来者不经意中踏上前人的隐秘旅程，并遭遇共同的不安与困顿。从司汤达到卡夫卡，再到“我”，成为塞巴尔德寻找身份认同的三种并非答案的答案。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笔下的意大利城市，空空荡荡毫无生气，残败建筑勾勒出的城市图景，困住了每一个灵魂。时间也是塞巴尔德偏爱的意象，他在书中屡屡提及的1913，正是一战前那年，正是那个欧洲人无比乐观、认为文明必将继续高歌猛进的昨日世界。可是到了1914年，阴霾笼罩大地。
诗意且琐碎的文字自有魅力，这样的叙述在《眩晕》中随处可见。塞巴尔德写道：
“车窗外，在傍晚倾斜的日光中，白杨林与伦巴第的田野掠过。我对面坐着一位大约三十岁或三十五岁的圣方济各会修女，以及一个肩上披着五彩拼布上衣的年轻女孩。女孩是在布雷西亚上的车，修女则是在代森扎诺就已经坐在车上了。修女正在读她的祷文，女孩同样神情专注地读着一本图文小说。她们二人对于极致的美，我想，既是缺席的又是在场的，而我钦慕她们翻过每一页书的庄重。圣方济各会修女先翻过一页，然后是穿彩色上衣的年轻女孩，女孩再翻过一页，而后又轮到修女。时间如此流逝，我连和她们其中一个交换眼神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种白描式的场景之下，一切都有着安静和谐之美。随即，
“我也试着练习一种类似的谦逊，拿出一八七八年在伯尔尼出版的《口若悬河的意大利人》，一本写给所有希望快速稳定地提高意大利口语的读者的实用读物。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一个舅公在意大利北部做过一段时间的会计，这本小书便为他所有，在其中一切都按照最好的方式被予以安排，仿佛这个世界纯然由词语组成，仿佛通过这样的安排最可怕的也能成为最安全的，仿佛所有事物都有对立面，每一种邪恶都有一种善良，每一种痛苦都有一种快乐，每一种不幸都有一种幸运，每一个谎言都有一个真实。”
邪恶与善良、痛苦与快乐、不幸与幸运、谎言与真实，在塞巴尔德的作品中总是一体两面，就像所有困顿与不安一样，无从追索答案。
无从追索是因为记忆的脆弱。在塞巴尔德笔下，空间的最大意义在于勾起记忆，但旅行纪念品和影像记录会取代甚至摧毁旅行记忆，即使是人在现场，若是计划外的旅行地，也会有不知身在何方、甚至不知是否人间的错觉。又或者，时隔多年后重返故地，又会与前人的小说出现怪异的重叠，比如书中的维罗纳，“重现的画面上织入了奇怪的纹影：两个身穿缀银扣深色外衣的男人从后院抬出一副担架，花布底下显然躺着一个人”，一如卡夫卡小说中的描述。
即使天不假年，塞巴尔德仍成功实现了自己开创性变革。他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也推翻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壁垒，将一切以文字串连为共同体。
年轻时的塞巴尔德，曾有一段充满锐气但并不畅顺的学者经历。相对激进的批判精神、对历史意识形态的审视，使之成为“极少数”，遭遇种种打压。因此，他选择以文学表达思想，将批判性隐于文字中，远离充满争论的学术平台。
这个人生转折说起来平平无奇，但如果你经历过那种从压抑到自由的新生，就能对塞巴尔德的情绪感同身受。塞巴尔德曾在访谈中提及写作《眩晕》最后一部分《归乡》时的一气呵成状态。当时，他逗留在希腊一座小岛上，无书可读，也无报纸可看，陪伴他的只有手边的稿纸与铅笔。但这偏偏是他短暂写作生涯中最自由的时刻，此后他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有人将塞巴尔德作品的不变母题总结为“无法讲述的真相、无法和解的过去和无法理解的记忆”，实在贴切。当然，还有“无身之爱”。书中写道：
“K.博士发展出了一种关于无身之爱的碎片式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亲疏远近没有区别，如果我们睁开双眼，就会明白我们的幸福源于自然，而非早已脱离自然的身体。因此所有人拥有的都是错误的情人，他们在做爱时几乎都闭着眼睛，或者贪婪地将眼睛睁得极大，两者其实并没有分别。再也没有比这更无助、更丧失理性的情况了。于是思想无法再受到控制。人被迫一次次地变异与重复，而后常常会发现，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包括希望保留下来的爱人的形象。”
这样的人类，是何等无助。
本文原载于《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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