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的出路——谢尔曼·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共同体的形成 |王韬媛，刘克东

北美印第安文学研究（主持人：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克东）

　　目前，国内印第安文学研究存在研究范围较窄、话题集中于少数作家等问题，为了拓展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依托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美印第安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研究”（21BWW067），借助《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平台，推出“北美印第安文学研究”专题。本专题共收录三篇论文，分别涉及美国切诺基印第安剧作家戴安娜·格兰西《战争呼喊：戴安娜·格兰西戏剧集》所呈现的陌生化效果、美国齐佩瓦印第安作家杰拉尔德·维兹诺《蓝鸦》中的土著艺术、美国斯波坎印第安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共同体构建。

　　格兰西的戏剧作品集《战争呼喊：戴安娜·格兰西戏剧集》达到了陌生化效果。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不同，格兰西的作品没有因果明确、冲突明显、头身尾齐全的情节，而是以印第安传统典仪、歌舞、戏剧独白等陌生化手段来呈现印第安人在白人内部殖民高压下的精神挣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印第安戏剧的独特之处。

　　维兹诺的小说《蓝鸦》展现了印第安人非富多彩的世界，这与多数印第安文学研究单纯强调族裔性与政治性形成鲜明对照。维兹诺从艺术的越界角度切入，再现了土著艺术思想的变迁，他拒绝迎合西方殖民者的刻板信条和固化的殖民想象，坚持土著艺术创作的独立性、灵活性和多元性，摆脱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对维兹诺“后印第安美学”的探讨使得印第安文学研究更加多元。

　　阿莱克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保留地布鲁斯》借助印第安弹唱艺术刻画了泛印第安共同体、印第安-非裔共同体和印第安-白人共同体。共同体使得印第安人在多元文化中摆脱困境，找到了一条长远、有效的发展出路。该作品既体现了种族压迫，又刻画了种族韧性及种族联盟，为国族共同体勾画了蓝图。

三篇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思维定式、群体矛盾、发展困境等问题，也同时指向了美美与共、求同存异、相互依存、民族融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希望本专题能为学界开展印第安戏剧、印第安美学、印第安艺术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印第安人的出路

——谢尔曼·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共同体的形成

王韬媛¹，刘克东²

（1.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2.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谢尔曼·阿莱克西是20世纪著名的美国印第安新锐作家。《保留地布鲁斯》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描述了“郊狼跳跃”这一布鲁斯乐队的兴衰历程，揭示了印第安人经历的个人斗争、文化冲突以及三种共同体——泛印第安共同体、印第安-非裔共同体、印第安-白人共同体——的形成。泛印第安共同体基于部落间的共识而形成。印第安-非裔共同体通过不同少数族裔联合而成。印第安-白人共同体体现了两个族群的相互适应与合作。美国印第安人在多元文化特别是以白人为主导的文化中，通过建立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摆脱了自身困境，找到了一条长远、有效的发展出路。

关键词：谢尔曼·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印第安人；共同体

一、引言

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 1966— ）是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电影制片人，1996年被《格兰塔》杂志评选为“美国40岁以下最优秀的20位小说家之一”。作为一名印第安后裔，阿莱克西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长大，深刻体会到印第安人的困境与创伤，中学时开始接受白人教育，其本身就是文化碰撞与杂合的多面体。其诞生于1995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保留地布鲁斯》以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为背景，获得了1996年美国图书奖（1996 American Book Award）。《保留地布鲁斯》对少数族裔的生存与发展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国内外均已引发大量研究。

国外对《保留地布鲁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主义、流行音乐文化、写作手法三个方面。在后殖民主义研究方面，Belcher（2007）从魔幻现实主义视角研究《保留地布鲁斯》所反映的殖民关系中的物质斗争，提出阿莱克西没有用魔法制造对立和冲突，而是将魔法塑造成理性的象征；Kannan（2012）分析了阿莱克西如何在作品中运用颠覆性模仿（subversive mimicry）来打破大众对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如何通过模仿西方文化抵制美国殖民主义。在流行音乐文化研究方面，Ford（2002）认为，阿莱克西不仅用象征着非裔美国人身份的布鲁斯音乐转写印第安人的经历，而且进一步借此阐发印第安本土文化，并架起印非交流的桥梁；Moling（2016）探究了小说中斯波坎人如何运用布鲁斯这一流行音乐文化来应对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在写作手法研究方面，Newton（2001）对阿莱克西作品“自传式民族志”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剖析；Nygren（2005）指出，阿莱克西运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叙述印第安人经历的创伤，其对印第安人身份的关注赋予了《保留地布鲁斯》一种独特的美国印第安文学视角。

国内研究大多从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生存与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在后殖民主义研究方面，邓建华（2011）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揭示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血腥镇压的历史、现代印第安保留地的生活状况，阐明印第安民族振兴发展的关键。在身份认同研究方面，马妍（2016）关注小说中布鲁斯音乐如何作为一种疗伤方式为印第安人和白人提供文化交融的平台，并为杂糅身份的建立提供可能；章茜和郑佳（2021）认为，阿莱克西以关怀的笔触再现记忆之场对巩固民族身份与延续民族命运的重要性，力图在“融入主流”的同时引发社会对印第安少数族裔身份的关注和保护。在生存与发展研究方面，刘克东（2011）关注小说中印第安人展现出的与其他种族融合的积极态度，指出书中蕴含的“互补共存”原则推进了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联盟，是实现两个种族平等、互补地共存的关键；李美玉（2013）提出，《保留地布鲁斯》中印第安人通过挥舞幽默、音乐与梦三大武器对抗种族歧视，绝地求生，彰显出新一代印第安人向前看、向外看的乐观精神；赵文书和康文凯（2017）借鉴多元现代性理论，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入手解读小说中印第安人与白人、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探寻阿莱克西如何超越这些矛盾形成的二元对立，为保留地印第安人找到一条新出路。

本文尝试基于共同体理论来研究《保留地布鲁斯》，这也是国内外研究有待开拓的一个新视角。共同体理论自18世纪提出后开始迅速发展，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激烈论争。一方面，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学者将有机/内在属性看作共同体的主要内涵，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开放性的、不断成长的、意在改造世界的文化实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全人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complete individuals）的概念，并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Marx 1996：171）。滕尼斯（2010：115）主张，“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威廉斯认为，“不像其他所有指涉社会组织（国家、民族和社会等）的术语，共同体总是被用来激发美好的联想”（Williams 1988：76）。另一方面，受解构主义影响，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学者将共同体视为封闭独立体和一种自我毁灭型的自动免疫体，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并不存在。南希在《不运作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不运作的共同体”（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的概念，认为共同体只有在不运作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内在性是不存在的，所谓以内在性为基础的共同体也不真实（Nancy 1991）。布朗肖在《不可言说的共同体》中借他异性和死亡提出只有负面共同体（the negative community），没有真正的共同体（Blanchot 1988）。我们认为，南希等学者谈及的只是形而上的伪共同体，而共同体本身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的概念。

本文以共同体的有机/内在属性为出发点，肯定共同体的积极意义，并以滕尼斯、威廉斯等学者的理论为支撑，认为“共同体是没有阶级的，是以平等个体间宽容的睦邻友好关系或是传统的互助关系为特征的”（Miller 2015：4-5），在此基础上分析《保留地布鲁斯》中泛印第安共同体、印第安-非裔共同体（简称印非共同体）、印第安-白人共同体（简称印白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如何成为解决印第安人困境的有效途径。

二、基于部落间共识的泛印第安共同体

泛印第安主义运动是在19世纪70年代左右由印第安人发起的一项运动，旨在超越部落分歧、复兴印第安文化、保护世界各地印第安人的利益。它的产生是美国原住民共同的保留地制度经验和美国社会“非熔炉”神话的结果（王曼 2016）。《保留地布鲁斯》中的泛印第安共同体主要由斯波坎、扁头、拉科塔三个部落构建。泛印第安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超越部落差异、复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过程，其身份认同保护了印第安人不被白人同化，令印第安人得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和独特性。

《保留地布鲁斯》的故事发生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这里也是作家阿莱克西长大的地方，是一个充斥着痛苦的空间。“小说中的人物都被种族灭绝的集体记忆所折磨，这些记忆包括绞刑、大屠杀和天花。”（Nygren 2005：149）虽然三个部落同为印第安族裔，有着相同的殖民痛苦，但混乱和孤立导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分离。三个部落都生活在贫穷与混乱中，“在贫穷的印第安部落，只需一美元就能改变部落选举的结果”（Alexie 1995：46）。主人公托马斯·生火直言：印第安人大多酗酒、打架、意外死亡、自我放纵、缺乏抱负；印第安人如同“棕色皮肤的僵尸”（99），期望着被理想中的英雄拯救。另外，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且受部落间距离和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影响，每个部落保留地都相对独立。被称为“那个很可能是拉科塔人”（the-man-who-was-probably-Lakota）的男子，是小说中唯一提及的拉科塔部落人，也是唯一出现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的拉科塔人，三十年前来到保留地所属的威尔皮尼特镇参加全印第安人篮球锦标赛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再者，除了森林火灾季节，没有人会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雇用扁头人。种种迹象表明，三个印第安部落之间缺乏交流，而部落间的合作更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建立。

“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滕尼斯 2010：97）虽然三个部落间存在一定的混乱和孤立，但是仍能实现部落间的团结，凝聚力量，结成共同体，以寻求发展。建立泛印第安共同体，实现普遍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共同体赋予其成员“共同身份感和共同特征感”（Miller 2015：1）。泛印第安主义是一种新身份的表达。“身份与归属感相关……最根本的是，它给你一种个人定位，这是一个人个性的稳定核心。”（Rutherford 1990：88）阿莱克西曾在采访中表示：“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如此破裂，因为我们遭受了如此多的压迫和被迫迁移，我们的部落消失了，所以纯粹印第安人身份的概念（愿望）在印第安文学中相当强烈。”（qtd. in Nygren 2005：154）

土地、人口和后殖民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印第安人产生身份认同。“印第安世界很小，每个印第安人都是潜在的爱人、朋友或亲戚。”（151）在白人的殖民压迫下，印第安人仍怀着强烈的同理心、同情心去感受其他同胞所经历的痛苦。“印第安人非常需要彼此；他们需要靠得很近，把彼此绑在一起，闭上眼睛抵御风暴。”（151）小说中，托马斯说道：“当鬼舞者被屠杀的时候，我们似乎都在伤膝谷。我们似乎在伤膝谷惨遭屠杀。我知道被屠杀的都是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没有斯波坎人，也没有扁头人，但我们还是在那里。每个印第安人都有残肢在雪地里流血。”（167）这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的阐释不谋而合：“即便在最小的民族里，每个成员都永远无法认识大多数同胞，无法与他们相遇，甚至无法听说他们的故事。不过，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存活着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影像”（Anderson 1991：6）。阿莱克西正是借托马斯之口表达了跨越部落的哀伤和痛苦，通过对其他印第安部落的遭遇表达愤怒，突出了其泛印第安身份。即便托马斯并没有亲身经历大屠杀，其脑海中依然存在共同体同伴受难的影像，他难以抑制的悲伤和愤怒的咆哮打破了单个部落的界限，为整个遭受不公的印第安群体发声。

除了对彼此相似的苦难感同身受，印第安人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筑起部落团结的内核。传统文化有助于族裔身份的建立。口述故事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保存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记忆。托马斯即便被戏称为“斯波坎不合群的故事讲述者”（5），依然坚持在保留地讲述故事。他的坚持唤醒了印第安人血液中的文化记忆，强化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不管其他印第安人是如何漠不关心、如何无知，托马斯所讲述的故事“像烟一样挂在你的衣服和头发上，再多的肥皂和洗发水也冲洗不掉”（15）。以“郊狼跳跃”（Coyote Springs）为代表的部落音乐是另一种助推身份认同的传统文化。“郊狼”（coyote）和“跳跃”（spring）都体现了印第安人所珍视的大自然：郊狼是北美西部的一种本土狼，也是印第安神话中地球的创造者；跳跃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动作或水源（48）。凭借独特的印第安音乐，“郊狼跳跃”这一布鲁斯乐队在演出中获得了不同部落印第安人的高度关注与赞许。乐队组建初期只有托马斯、维克多·约瑟夫、朱尼尔·波拉特金这三名斯波坎青年，后来扁头人切丝·温水和切克·温水姐妹也加入了乐队，“‘郊狼跳跃’的融合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布鲁斯乐队”（79）。在欢快的旋律中，印第安人之间身体和心理的距离逐渐拉近。部落音乐传递希望与欢乐，激发着乐观与坚韧的印第安民族精神，鼓励着印第安人为共同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民族精神也充当了泛印第安身份构建的助推器。在勇士精神的影响下，印第安人普遍认为，当他们清醒的时候，可以做成任何事情。维克多称他们的乐队为“勇士乐队”（77）。“郊狼跳跃”乐队在酒馆表演时，酒保称呼观众为“女士们与勇士们”（79）。另外，友爱为不同部落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拉科塔人和斯波坎人之间的双向支持体现了共同体成员间的互帮互助。尽管斯波坎人经常无视“那个很可能是拉科塔人”的男子，他们却不会让他挨饿；作为回报，后者会安慰被霸凌的托马斯，会提醒维克多魔法吉他的危险性，会警示虚度光阴的印第安人奋发进取。小说中的“老祖母”（Big Mom）是自强不息的印第安民族精神的化身。作为有着扁头部落血统的斯波坎印第安人，她被尊为“每个部落的一部分”和“最强大的机器”（199）。沙溪马匹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她不分昼夜地为受难者吟唱了四十天哀歌，并收集马骨制作了一支长笛，每天清晨都用这支长笛演奏一首新歌曲，提醒大家音乐“每天都在创造和再创造世界”（10）。她的旋律哀悼亡魂，治愈印第安人；她用庄严的传统歌曲记录了这段耻辱的历史，保存了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忆。旋律蕴含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重振了部落信心，给予了印第安人生存下去的信念。

以印第安人的共同特征为基础，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上建立起来的泛印第安共同体，是一条联结印第安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

三、少数族裔联合而成的印第安-非裔共同体

处在十字路口是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处境的真实写照。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都是有色人种，长期受到白人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很少一起出现在小说虚构的世界中，即使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往往会互相奴役，就像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然而，在《保留地布鲁斯》中，“这种二元对立和权力关系不复存在”（刘克东 2011：116），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建立起了平等共存的共同体（刘克东 2011）。印非共同体没有血缘或种族的共同体纽带，是基于少数族裔的共同追求构建的心缘共同体，即以共同信仰和精神追求为纽带的精神共同体。

在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被边缘化，他们饱受“饥饿”与“孤独”困扰。在物质方面，印第安人住房简陋，食物单调，医疗水平极差，大部分人的文化程度很低。托马斯童年时睡在尚未建成的房屋的地下室，以两条毯子为墙，一条毯子为床。在精神方面，印第安人在媒体和现实中都处于疏离状态。美国主流媒体总是将他们呈现为自我放纵、堕落、落后的形象。在曼哈顿的一家酒吧里，调酒师在维克多和朱尼尔离开后清洗他们用过的酒杯时，“像是从世界上抹去他们存在过的痕迹”（241）。这个文化隐喻是印第安人疏离于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的表征。

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根本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和交流。威廉斯曾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只有在“深度共同体”（the deep community）中，沟通才成为可能（转引自殷企平 2016）。自1881年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设立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从未有人偶然到达那里。威尔皮尼特是保留地中唯一的城镇，在大多数地图上都不存在，因而当罗伯特·约翰逊这个穿着西装、背着吉他的陌生黑人出现时，整个部落都为之震惊。约翰逊是一名非裔美国人，被“白人绅士”赠送的魔法吉他的邪恶力量所折磨，为获得非凡的演奏能力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约翰逊第一次来到斯波坎部落寻求帮助时，托马斯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非常封闭，来者稀少，托马斯的行为不仅拯救了绝望的约翰逊，也迈出了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交流的一大步，称得上“历史的丰碑”（5）。共同体具有联结纽带性质的精神意蕴（张云昊 2006）。尽管约翰逊是《保留地布鲁斯》中唯一的非裔美国人角色，却是构成印非共同体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印非共同体中，每一位成员都向往和谐，恪守秩序，同甘共苦，追求美好生活。约翰逊与吉他的出现启发了斯波坎青年组建“郊狼跳跃”乐队，引导他们追求梦想与希望。约翰逊将吉他传递给乐队吉他手维克多，给了斯波坎青年闯荡美国音乐界、追求音乐梦的精神动力，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的融合在此得到展现，乐队的兴衰也得到见证。

此外，布鲁斯音乐作为文化交汇的关键元素，促进了少数族裔的团结和印非共同体的形成。从传统角度来看，布鲁斯音乐讲述非洲人在美国的经历。但在《保留地布鲁斯》中，布鲁斯音乐超越了固有的文化界限，虽由非裔美国人约翰逊的魔法吉他演奏，但讲述的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身份，还把印第安人作为叙述对象。阿莱克西将美国印第安人的痛苦经历用非裔美国人的音乐形式巧妙地表现出来，收到奇特的效果。然而，他的文化借用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因为这两个少数族裔群体有着很多共同经历：

阿莱克西没有简单地改编布鲁斯来适应他笔下斯波坎角色的经历，他审视得更深入，巧妙地在一种通常被认为始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表达媒介中梳理出美国印第安人文化的痕迹。近乎神话的密西西比布鲁斯歌手约翰逊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的出现连接了两种不同的美国经历，即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经历，并且这样做也有助于弥合话语。（Ford 2002：197-198）

我们将“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滕尼斯 2010：112）。无家可归、绝望无助的约翰逊在斯波坎部落的热心帮助和“老祖母”的精神指引下，成功摆脱了魔法吉他带来的苦痛，在印第安裔和非裔的联合力量下得到治愈和拯救，重获新生。他最终选择留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与这里的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他认为他属于这里，保留地已为他预留了位置。印第安裔和非裔这两个少数族裔同处于困境中，在印非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他们相互帮扶、相互治愈，凝神聚力，在以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四、相互适应与合作的印第安-白人共同体

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第安人被视为二等公民。美国的建立使他们遭受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Hegel）坦言：“共同体把一切融入活生生的整体，而社会仅仅用机械的方式把一切拼凑在一起。”（qtd. in Heffernan 2013：8）无论是美国政府的同化政策还是本土化政策，都只是将印第安人机械地拼凑进西方现代版图，而不可能使其真正与现代社会融合，更不可能满足其长期健康发展的需要。“一切结合——既把关系作为整体，也把关系作为团体——只要它们是基于直接的相互肯定，即本质意志之上的，就此而言，它们是共同体。”（滕尼斯 2010：96）在《保留地布鲁斯》的印白共同体中，印第安人和白人成功地建立了许多和谐、稳定的关系：观演关系、朋友关系、两性关系、雇佣关系、基于平等和尊重的文化合作关系等。适应西方文化并不是简单地完全白人化。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和保留地上的民族意识是永恒的，支撑着印第安人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不被完全同化，这也是构建印白共同体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印白共同体的构建绝非易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必须是无阶级的。阶级结构，尤其是那些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结构，会破坏共同体。”（Miller 2015：4）在《保留地布鲁斯》中，阿莱克西以印第安“郊狼跳跃”乐队和白人“骑兵唱片”（Calvary Records）公司的经历展现了种族灭绝、种族对抗和种族歧视的图景。他将历史上指挥印第安马匹大屠杀事件的两位美国将军菲尔·谢里丹和乔治·赖特描绘成小说中的唱片公司经理，映射了“敌视、虚伪和暴力的主流美国思想”（邓建华 2011：92-93）。历史上，此二人领导的印第安马匹大屠杀事件导致了成千上万名以骑马狩猎为生的印第安人的死亡。在小说中，谢里丹和赖特这两个资本家贪婪地从印第安人身上榨取利益。在他们眼中，“郊狼跳跃”乐队的成员不是激情洋溢的艺术家，而是冰冷、机械的赚钱工具，待榨干利益后便可无情抛弃。另外，白人对印第安人怀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无不暴躁、野蛮。“郊狼跳跃”乐队第一次在部落之外的埃伦斯堡演出之前，老板欧尼·莱弗利就担心他们会惹麻烦。可见，白人通常将印第安人视为麻烦，处处防范他们，压制他们，剥削他们。受种族主义影响，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爱情是畸形的。印第安男性总是因肤色去追求白人女性，并将与她们发生亲密关系当作胜利。在朱尼尔眼里，“得到一个白人女人就像谋划政变或偷马，是对白人最好的报复”（233）。当朱尼尔和维克多与“郊狼跳跃”乐队的两个白人女伴唱贝蒂和维罗妮卡（朱尼尔和贝蒂、维克多和维罗妮卡）发生性关系后，一向视印第安为“一个排外俱乐部”（169）的印第安女性切丝和切克认为二人背叛了他们的印第安基因。这些偏见和误解也不利于印白共同体的构建。

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以平等个体间宽容的睦邻友好关系或是传统的互助关系为特征的”（Miller 2015：5）。对于长期敌对的印白双方来说，宽恕是建立平等合作关系的第一步。阿莱克西在书中表示，宽恕是一种魔法，帮助印第安人自我疗愈。保留地目睹了马匹和鲑鱼的消失、印第安人受到的折磨，但保留地也会原谅，在保留地上“仍然充满着力量与愤怒、魔法与失落、快乐与嫉妒”（96）。而白人也会忏悔，“当白人赖特注视‘郊狼跳跃’乐队时，他看到了数百万张印第安人的脸，他们被天花和冻伤折磨得伤痕累累。当他低头看着自己洁白的双手时，他看到了血迹”（244）。

共同体的形成不是个体对集体的屈服。印白共同体的形成也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改变，而是双方保留独特性的相互适应过程。“郊狼跳跃”乐队让白人和印第安人建立了一种和谐的观演关系。“郊狼跳跃”用音乐征服了白人观众，他们大声呼喊着“再给我些音乐、希望和欢乐”（80）。与此同时，乐队成员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感和成就感。此外，乐队与雇主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在埃伦斯堡作第一次非保留地演出时，老板选择暂时相信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而乐队不负所托，凭借独特的乡村音乐搭配摇滚布鲁斯成为当晚的亮点。朱尼尔和贝蒂、维克多和维罗妮卡发展了两性关系，虽不能完全排除其中存在肤色偏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印第安人和白人可以互相吸引，建立良性的两性关系。印第安女孩切克和阿诺德神父间的关系是印白两性关系的又一力证。他们相互吸引，超越了肤色、身份和宗教信仰。虽然最后阿诺德神父出于职业伦理的原因，选择离开教会，离开保留地，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暗示了印白结合的可能性。

“老祖母”与阿诺德神父的合作展现出印第安传统与白人文化的结合。“老祖母”是强大的印第安女性形象和印第安传统文化的代表，她坚信印第安女性也可以成为英雄。阿诺德神父代表着西方男性形象和西方宗教文化。切克在日记中写道：“我看着‘老祖母’时，认为上帝一定是由印第安人和女人组成的；然后我看着阿诺德神父，又认为上帝一定是由白人和男人组成的。”（205）在朱尼尔的葬礼上，“老祖母”和阿诺德神父组成一个团结的整体，构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葬礼体系，二人贡献均等、地位平等。双方达成默契，“老祖母”负责传统印第安葬礼，阿诺德神父负责基督教葬礼，彼此尊重对方的送别仪式，共同送别朱尼尔。这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合作，也是印第安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融合。这次合作的成功依靠的是相互尊重和平等共处，而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这正是印白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最鼓舞人心的一点。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愿意适应或者已经适应城市化和现代化。保留地逐渐成为混杂的文化空间，印第安人在文化交流中学习在白人主导的世界中的生存策略（赵文书、康文凯 2017）。《保留地布鲁斯》中有多个印第安角色表现出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倾向性。虽然一代代印第安人离开养育他们的保留地来到了大城市，在家园之外追逐梦想和未来，但保留地永远是其灵魂的港湾，守护着“身体被不声不响迅速地拖进20世纪，而灵魂却留在19世纪的某个地方的印第安人”（220）。故事以斯波坎青年离开保留地去外面闯荡的开放式结局收尾。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这些青年可以在族裔身份和民族意识的支撑下，于保留地之外的广阔天地追逐梦想而不迷失自己。这也是构建印白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五、结语

寻找印第安人的出路是印第安作家和学者的永恒课题。在《保留地布鲁斯》中，阿莱克西构建了泛印第安共同体、印非共同体和印白共同体，唤起了印第安人追求美好未来的斗志，也为弱势力量寻求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参考途径。在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印第安人学会了以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式看待本民族与白人的关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走进白人社会，与白人建立合作和联系，成功地实现了自我发展，彰显了自我价值。现代社会的核心要旨已“由集体走向个体，由身份走向契约，由情感走向理性”（张云昊 2006：33），因而共同体的构建也应更加注重理性、自由、民主、平等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提出了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Deleuze & Guattari 1972：33）。在庆幸《保留地布鲁斯》成功构建以保留地为背景的共同体之余，如何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构建脱域共同体，将人们从特定的时空中分离或解放出来，实现更广阔的自由结合，仍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