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伦 | 倭玛亚王朝在中亚的总督统治

赵永伦

在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阿拉伯国家的哈里发是由统治集团选举产生的。661年，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即位哈里发后，利用自己的地位，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开始了阿拉伯国家哈里发世袭制。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时期，阿拉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建立，到四大哈里发时代晚期，国家官僚机构中除哈里发外还出现了下列行政职务：负责起草文书的书记官、哈里发的特别侍从、国库长官、地方（城镇）总督、协助总督维持社会治安的法官。到倭玛亚王朝时期，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开始形成，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哈里发集政治、宗教大权于一身。然而，倭玛亚王朝的集权制是相对的，哈里发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阿拉伯部落长老会议制约，远远未达到东方专制君主那样的绝对独裁。首先，部落代表会议“沃夫德”（wafd）和贵族会议“麦吉里斯”（majlis）等氏族制度的痕迹和贵族政治的残余在穆阿维叶当政期间仍保留着。其次，倭玛亚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以阿拉伯军事贵族为统治基础的，是许多部落、多阶级等集团组合起来的比较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哈里发不过是这些集团的共同首领而已。到阿布杜勒·麦立克·本·麦尔旺哈里发时期（685～705年），通过官僚体制的完善、常备军的设置和对地方总督控制的加强等措施，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君主集权制度初步确立。

阿拉伯国家成立初期，在哈里发以下，国家设置了政府官员、税收官员、宗教官员，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随着国家掌握财富的增加，统一管理国家财政事务的机构 “迪万”出现。倭玛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官僚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军事和税务从“迪万”中独立出来，军事部负责阿拉伯将士的名册登记和年俸分配，税务部负责登记和管理由地方上缴国家的各种税款和财物，包括天课、土地税、人头税、战利品等。此外，增设了驿政部和书信部，驿政部最初负责沟通哈里发与各地的联系，后来发展为兼任监察地方事务的部门；书信部负责处理各类公文函件，并设专室掌管印玺。在阿布杜勒·麦立克·本·麦尔旺哈里发时期，国家机构进一步细化：司法机构增设了“上诉院”，审理一切有争议的案子；书记官卡迪甫（katib）的职位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原先仅在“迪万”中供职转向供职于各个专门机构，职权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起草文书；在哈里发的身边增添了侍从长哈吉甫（hajib，御前侍臣），负责联系、审查及臣民晋见的事务；在倭马亚王朝后期，法官的职位正式化和普及化，大法官通常在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此外，由于哈里发日益隔绝与外界的联系，侍从长的职权变得越来越大。

在军队建设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在被征服地区转向定居，自阿布杜勒·麦立克·本·麦尔旺哈里发起，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形成志愿军和雇佣军两大种类，雇佣军是国家的“常备军”，由国家按月供给粮饷，志愿军只在服役期间领取粮饷。此外，国家还建立了驻防大马士革的禁卫军，主要由叙利亚籍的阿拉伯战士组成。倭玛亚王朝兵员主要是阿拉伯人，士兵的年俸比以往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仅在穆阿维叶时期就升至1 000迪尔汗，是欧麦尔时期的两倍之多，加之军队的编制庞大，使倭玛亚王朝的军费开支长期居高不下。

地方分为行省，派行省总督统治。在四大哈里发时期，总督是行省的最高长官，掌管军政，并负有民政的完全责任。总督往往由征服该地的军事将领艾米尔（amir）担任，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在欧麦尔哈里发时期，国家在少数地区设置法官哈迪（qadi）一职，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和调解纠纷，而实际上，法官的设置是分出总督手中的一部分权力。尽管如此，总督的权力仍然很大，如掌握分配战利品的经济大权，除了作为岁入缴纳的五分之一战利品外，其余皆可自行处置；总督手中握有行省之下官员任命的人事权，行省以下设县，县长由总督任命，报中央备案；部分司法权也掌握在行省总督手中，一些地区的宗教首领由总督兼任。

在倭玛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的行政区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渐合并为五大行政区（行省）：阿拉伯半岛地区、伊拉克地区、贾吉莱地区（河洲）、埃及地区、北非地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阿拉伯帝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倭玛亚王朝时期，经济权开始从总督权中分离，掌管行省经济的税务官阿米里（amil）由哈里发任命，直接向哈里发负责。各类税项在支付包括行政事务、年金、军饷等在内的地方所有开支后，将余额上缴国库。法官哈迪主管司法，法官往往从宗教学者中选拔产生，原则上由哈里发或地方总督任命，但往往由总督任命即可。

倭玛亚王朝对中亚地区的管理是通过伊拉克大区呼罗珊总督实施的。在古波斯语中，呼罗珊意为“东方的土地”。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征服呼罗珊以后，在此建了管理东方事务的呼罗珊行省。倭玛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征服的吐火罗地区、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绿洲，甚至突厥斯坦和拔汗那都属伊拉克大省区管辖，直接归属于呼罗珊总督。

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原波斯帝国建立起来的驿站体系与呼罗珊行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驿站系统中，呼罗珊大道最为重要。呼罗珊大道从莫夫出发，向西经尼沙普尔（Nishapur）和雷伊(Ray)与中央政府相连，能够迅速了解国家的动向；向南抵达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斯坦，向东抵达阿姆河河岸，渡河可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在撒马尔罕东面不远的扎明(Zami)，这条道路向北到达石国(Chaj)，抵达中亚东北草原，向南可达拔汗那和锡尔河上游。驿站使中央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边远省份的情况，因此，驿站实际上是哈里发的间谍机构，中央政府通过驿站监视各省的总督。[2]

呼罗珊总督驻地最初设在莫夫城，736年，首府迁到巴尔赫城（Balkh），时任呼罗珊总督的阿萨德·本·阿布达拉赫将巴尔赫城建设得非常漂亮，并在此设立了军民两用的国库。在纳斯尔·伊本·萨雅尔（Nasr ibn Sayar，738～748年在位）任呼罗珊总督期间，首府重新移回莫夫(Merv)城。 

在倭玛亚王朝时期，呼罗珊总督更换频繁，有的总督任期只有几个月。[3]在屈底波以前，呼罗珊总督出征中亚其他地区的活动都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屈底波在任职初期的征服也是为了获取战利品，他曾以此为号召动员定居莫夫的阿拉伯人出征。此外，每征服一地，他就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规定每年给阿拉伯人支付的贡金数目，以及当地必须提供的兵员人数。然而，屈底波与以往的呼罗珊总督又不一样，随着战争的进行，他开始考虑在中亚地区建立长久的统治。709年，屈底波在攻占布哈拉城以后，把一部分军队留在当地，对该国实施军事管制，并委派阿拉伯将领为军事监督官，还派了收税官。

呼罗珊总督在中亚地区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屈底波任总督期间，留用当地统治者管理地区民政，收税官和军事监督官由阿拉伯人充任，他们掌握着实权。布哈拉女王哈吐恩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女王哈吐恩去世以后，布哈拉政权被一个名叫瓦尔丹·护达的突厥人夺取，他不服从阿拉伯人的统治，屈底波曾多次出兵，数次将他驱逐出布哈拉。然而，直到瓦尔丹·护达去世，阿拉伯人才重新夺回了布哈拉的统治权。屈底波把布哈拉统治权交给了女王哈吐恩之子吐格什哈达，并为他镇压了国内的叛乱分子。后来，吐格什哈达信仰了伊斯兰教，出于感恩，他将自己儿子取名库泰拔（屈底波的阿拉伯语名）。吐格什哈达在布哈拉统治了32年，其子库泰拔继位以后放弃了伊斯兰教，被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里姆杀掉。[4]以武力为后盾，依靠本地人实施统治的方式以后成为阿拉伯人在中亚的主要统治形式。

屈底波在任呼罗珊总督期间，鼓励阿拉伯人移居中亚。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他们的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人居住区和布哈拉居民区。据《布哈拉史》记载，布哈拉的卡什卡瓦族部落在屈底波武力强迫下，他们的房屋全部让给阿拉伯人，他们在城外建立了700座堡坞，每个卡什卡瓦族人又在自己的住堡附近给自己的奴仆和随从修建了房屋，并在堡门前开辟了园地，种上花果、树木。[5]在撒马尔罕，本地居民被迫从城镇中完全搬走。巴尔托里德说：“屈底波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筑清真寺，并强迫布哈拉的居民们将内城房屋的一半让给阿拉伯人，在此前几任呼罗珊总督时期，也曾在莫夫采取这个办法。据一个作者说，撒马尔罕的人民被迫从他们的城镇中完全撤出，当时该城已被阿拉伯人占领。”在这些地方，屈底波继续留用当地统治者以管理民政，但是，实权掌握在阿拉伯收税官和军事监督官手中。早期迁入中亚地区的阿拉伯人和也门人，与当地土著居民混居、通婚，以后，逐渐融入当地土著民族当中。

从屈底波起，阿拉伯人在中亚利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维护其统治。在征服战争中，屈底波摧毁了当地文化。“在被他征服的地区，都要强迫当地的人民信奉伊斯兰教，放弃原来的祆教和佛教”[6]，在拜火教神庙和佛教寺院的废墟上建立了清真寺；另一方面，屈底波给予改宗者某些特权以吸引人们改宗伊斯兰教，如接受伊斯兰教的人免交人头税，一些居民为了逃税加入了伊斯兰教。首先皈依伊斯兰教者应该是商人和地区统治者，地区统治者以此可以保住自己的统治权，因此，中亚本地统治者几乎都得以留任，他们在承认哈里发的最高权威下管理着本地行政事务。尽管如此，在中亚强迫改宗的政策收效不大。不过，这些活动为以后伊斯兰教在该地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屈底波去世以后，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区的势力衰退。在此后二十多年中，呼罗珊总督对中亚的统治都是不成功的。也即德·伊本·穆哈拉布总督（715～717年在位）在中亚实施暴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加拉赫总督时期（717～719年），中亚伊斯兰教徒免交人头税的优惠政策被取消，按他的规定，只有接受割礼和熟悉《古兰经》的改宗者才能免交人头税。这些政策激起了中亚人民的反抗，参加起义的不仅有农民和德赫干（地主贵族），甚至还有不满其政策的阿拉伯人。

这些起义的影响深远，花剌子模绿洲起来响应，锡尔河北岸的突骑施游牧政权加入到起义队伍中，他们与河中地区居民一起推翻了屈底波在河中地区建立起来的、并不巩固的统治。赛义德·伊本·阿布杜·阿吉兹（Said ibn‘Abdul Aziz）任呼罗珊总督期间（720～721年），在突骑施军队的援助下，中亚人民把阿拉伯人赶出了撒马尔罕。赛义德被突骑施人打败以后，龟缩在撒马尔罕城内等待援军。721年，新任呼罗珊总督萨亦德·哈拉什（721～722年在位）率大规模军队向河中地区进发。中亚人民的起义从进攻转为防守，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有能力的人纷纷离开家乡，向东迁移。一些反叛者在派城（今卡塔—库尔干）城主卡尔赞吉的领导下迁到拔汗那（今费尔干纳）。据说，“随同外迁的人越来越多，以至超过万人。”[7]以后，拔汗那国王背信弃义地出卖了前来避难的起义者，据说，哈拉什在俱战提杀了3000农民，[8]因为他们曾与起义者站在一边。哈拉什在消灭了在拔汗那避难的起义者之后，开始进攻以德瓦什提奇为首的、坚守泽拉夫善河左岸的阿巴尔加尔城堡（今穆格山城堡）的起义者。722年夏，阿拉伯人占领并掠夺了该城堡。“哈拉什把贵族和商人们同他们的士兵分置二地，然后背信弃义地进行大屠杀。据说杀了3000人，另一说杀了7000人。留下了商人，目的是要榨取他们的财产。”[9]镇压起义以后，呼罗珊总督在河中地区实施残暴统治，他们在每个农民的脖子上打上烙印，以便向其征收人头税。

阿什拉·本·阿布达拉任呼罗珊总督期间（727～730年）曾采取了免税政策吸引基督教、犹太教和祆教徒改宗伊斯兰教。据说，康国国王乌勒伽写信给他，谈到这一政策的实施将使国家无税可征。于是，阿什拉改变了政策，并规定新入教者，只有行过割礼、执行伊斯兰的法令并能诵读《古兰经》章句的人才能免除人头税，而奉命执行征税任务的阿拉伯官员穆巴什尔在征税过程中采取了残酷的强制手段。于是，起义再次爆发。730年，阿什拉的军队被起义者围困，哈里发任命以贪婪残暴著称的朱奈德（730～734年在位）为呼罗珊总督。朱奈德立即率军前去支援阿什拉。在出师不利的情况下，哈里发授予朱奈德自行招兵之权。然而，起义的浪潮越来越高涨，733年，呼罗珊发生严重旱灾，莫夫城发生饥荒，朱奈德采取严厉手段在中亚各地征集粮食。据他说，饥荒是异教徒控制泽拉夫善河水而引起的。起义还未扑灭之时，朱奈德于734年去世了。在阿西姆继任呼罗珊总督期间（734～735年），一位名叫哈里斯（A1-Harith b．Surayj）的阿拉伯军官提出平息起义的建议：“遵守同受到保护的宗教的信仰者所达成的协议，不向穆斯林征收贡赋，也不压迫任何人。”[10]他的建议不仅得到了胡实健（Gūzgānān）、法腊布(Farab)、塔里寒(Talikhan)等城主和人民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总督阿西姆的赞同。哈里发希沙姆因此而撤了阿西姆的职。此后，阿西姆站在哈里斯一边共同反对倭玛亚王朝，反叛势力在阿拉伯人牢固控制的呼罗珊和吐火罗斯坦也蓬勃发展起来。

735年，阿萨德接替阿西姆继任为呼罗珊总督，首府莫夫城受到来自呼罗珊东面和南面的威胁。在镇压了吐火罗斯坦的反叛势力以后，736年，阿萨德将呼罗珊首府迁到吐火罗斯坦的巴尔赫城。然而，河中地区的反叛运动仍然如火如荼。737年，阿萨德进攻位于河中的撒马尔罕，康国国王乌勒伽在突厥人的支持下，利用阿拉伯人内部的不和，成功地驱逐了阿拉伯人。直到738年，阿拉伯人才重新建立起对河中地区的统治。

738年，纳斯尔·伊本·萨雅尔出任呼罗珊总督，他改变了历代呼罗珊总督对中亚的高压政策。上任初期，纳斯尔与以往总督一样，开始了征服河中地区的战争。739年，河中地区的德赫干们似乎没有抵抗就降附了纳斯尔，纳斯尔派驻军戍守撒马儿罕城。740～741年，纳斯尔率领阿拉伯军及一部分在河中征集到的军队进攻塔什干，途中经过苏对沙那。以阿·尤·亚库鲍夫斯基为首的苏联学者1947～1948年间在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发现了苏对沙那国的一批城堡，这些城堡建筑在险峻的陡岸上，位于山溪流入大河的入口附近，多数建在河流的弯曲处，这样的地理位置使人们难于从其他三个方向接近城堡。[11]在阿拉伯人来到之时，苏对沙那国国王归附了阿拉伯人。此后，纳斯尔向石国进军，遭到石国军队的抵抗，纳斯尔没有与之交锋，双方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条约，石国国王同意接受一个阿拉伯长官进驻石国。

在统治方式上，纳斯尔尽力维护本地地主贵族的特权，得到他们的拥护。纳斯尔曾是屈底波的部属，在随屈底波征战时期，熟悉了中亚地区的情况，并与当地的一些德赫干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些背景使他在中亚的统治有一定基础。纳斯尔本人娶布哈拉·护达之女为妻，表现了依靠与联合中亚贵族、德赫干的政策导向。在阿拉伯人征服初期，作为征服者的阿拉伯人依靠国家从战利品和贡赋中划拨的年金享受战争成果，从一般平民、士兵，到贵族、首领分等级在国库领取年金。因此，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经济剥削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对中亚实行横征暴敛。呼罗珊总督奥贝杜拉一次要求布哈拉城缴纳的赔款数就是10万迪尔汗，相当于布哈拉全城5年的税入。[12]纳斯尔时期，他实行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在人头税的问题上，纳斯尔把中亚的税赋从穆斯林转到非穆斯林的头上，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日渐增多。对异教徒征收的人头税，犹太教徒的税收由犹太的大拉比征收，基督教徒的税收由主教征收，祆教徒的税收由马祖班征收。经济措施的顺利实施，使以前为逃避阿拉伯人而去突厥斯坦寻求保护的河中地区居民纷纷返回故乡。741年，他们与纳斯尔进行谈判，纳斯尔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答应不追究、不迫害那些曾经背弃伊斯兰教复信原宗教的穆斯林，并且对返回的居民免去他们以前所欠的私债及国库的税款。纳斯尔的这些政策顺应了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要求。在他任总督期间，中亚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按塔巴里的说法，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

纳斯尔是倭玛亚王朝最后一位呼罗珊总督。在他任职后期，阿拉伯国家内部出现了派系斗争，艾卜·穆斯里姆革命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在这次革命中，纳斯尔将他的军队从河中地区撤走。公元750年，一个新的封建王朝——阿拔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帝国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通过一系列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制度日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