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晴 | 柳中屯田与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兼析班勇的身世

殷 晴

班超，陕西扶风人，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四十二岁时，投笔从戎，出使西域。[1]东汉建初八年（83年），当班超联络南道诸国，统一活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汉廷任命他为将兵长史，外出可用大将仪仗。是时章帝刘炟令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李邑一行通过南道行至于阗时，正值龟兹攻打疏勒之际，路途受阻，险恶难料，畏葸不前的李邑心生邪念，向朝廷谎称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于外，不顾国家大计。班超闻之，十分感叹，他恐朝廷生疑，统一大业，毁于一旦。为实现初衷，“遂去其妻”。李邑这时在于阗称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应非凭空捏造，而是耳闻或目见一些迹象，夸大渲染造事。所以班超乃忍痛休妻。以知人著称的汉章帝，深知班超的忠心，闻此事后，虽知非子虚乌有，却仍责备李邑说：“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明令他至疏勒接受班超调遣，并告超可留李邑在西域任职。班超不计前嫌，仍遣他带乌孙侍子返回京师。

班超至西域时四十二岁，前在内地已娶妻生子。万里迢迢，参军作战，自不能携带家属，此襁褓中的幼子，无疑乃西域夫人所生。现有关论著称述班超在疏勒时间较长，系于疏勒再娶，甚或娶的是西域兄弟民族的疏勒公主。据当时的具体情形进一步分析，我认为这一说法或与实际不合，较大的可能是班超在于阗娶妻，娶的是汉族女子。这样说，基于对下列史实的分析：

1.明帝永平十六年夏秋之际，班超率三十六个精悍之士来到于阗，这时匈奴使者恰至于阗，于阗王广德经过短暂的犹豫，即杀匈奴监护官归附汉朝，广德为什么一心归汉，且长期在班超活动中作为得力的支持者出现，原有这样一段历史渊源: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倒行逆施，导致中原和西域关系中断，匈奴势力乘虚而入，这时未及撤回中原的西域都护府人员，即转移至南道莎车、于阗一带避难，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莎车王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这时在于阗一带有不少汉人居住，中原文化也在这里广泛传播，建武二十二年（46年）于阗王位侍为莎车王贤所杀，其子戎即不远万里投奔中原，汉廷封之为守节侯。汉人在于阗也颇有威势，于阗王广德继承其叔休莫霸的权位，即得汉人韩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所以当班超至于阗后，于阗王广德主动攻杀匈奴使者，归附汉朝，班超“重赐其王以下”[2]，与广德王上下人等，相处融洽，直到次年三四月份方才离开。在这半年或更多的时间里，关心他的人，为之介绍一位西域夫人极有可能。而到疏勒以后，斗争形势紧张，超孤立无援，屡遭攻击，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险象丛生，哪有时间顾及娶妻生子之事。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弃世，焉耆、龟兹攻没西域都护陈睦，形势恶化，章帝刘炟即位，恐超孤危不能自立，下诏令其返回，“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腿，不得行。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对于阗人深情厚意强留班超这一动人场面，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认为不可信，[3]皆“超请留之辞”，其实不然，按西域兄弟民族表达感情和要求的习惯，这一场面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一方面于阗人出于对汉使的信赖、畏惧匈奴重来的残酷报复；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班超在当地成婚，亲属好友不愿分离的悲忿。《后汉书·西域传》称“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这话写得很含蓄，显示班超和于阗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一具体情节的记述，很可能出自班勇的《西域记》而为《后汉书》采录。

2.建初八年(83年)卫候李邑奉章帝之命护送乌孙使者回国，走到于阗，因龟兹正在攻打疏勒，所以不敢继续前行。实际上，这时班超在疏勒，李邑根本就未见过，疏勒具体情况李邑并不知悉，所谓“拥爱妻，抱爱子”，很可能李在于阗见到了班超的妻子。疏勒战乱不断，班超妻子住在生活安定的于阗娘家，也是情理中事。

3.有学者认为班超的西域夫人为疏勒公主，并无材料能加以证实。按照实际情况分析，由于语言、社会风尚、生活习惯的制约，西域夫人为汉族的概率要大些。于阗当时有不少都护府吏士家属，作为班超的择偶对象较为合适。从班勇长大后一系列的言论分析，其为汉族血统也比较明显。

班超为避免汉章帝生疑、以取得朝廷更多支持，忍痛休妻后，怎样抚养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呢？有人说他亲自养育，故班勇在疏勒长大，但考虑到下列史实，此说也不大可能，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建初九年莎车勾结疏勒王忠占据疏勒乌即城，与超兵戎相见。元和二年（85年）疏勒王忠放弃乌即城，借康居兵退据损中城，继续与超对抗。直到章和元年（87年）疏勒王忠与龟兹密谋，诈降失败后被杀，班超与于阗诸国协同大破莎车、龟兹联军后，形势才较稳定。但到和帝永元二年（90年）战事又起，月氏遣副王谢将兵七万攻疏勒，超收谷坚守，伏兵遮击，终于挫败了月氏的图谋。上述事件发生的七八年，疏勒兵荒马乱，战祸连绵，班超“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4]，怎能亲育幼子！很可能班勇还是由母亲在于阗抚养。

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俱降，南北道遂通，东汉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超居龟兹它乾城。[5]这时西域复归汉朝统辖，社会安定。班勇时年十岁左右，很可能被接到龟兹它乾城，由班超亲自抚育，长大成人。在班超亲自抚育下，班勇不仅接触了汉文典籍，而且“习边事，有筹略”[6]，耳濡目染，其父任事的原则和谋略，对汉朝如何处置西域的各种复杂问题，都会有所了解、领悟。史称勇“少有父风”，正是由此时培养、陶冶而成。

时光荏苒，班超久在西域，历尽艰险，年老体衰，伤病缠身，难免产生思乡之念。永元十二年（100年），“安息遣使献大爵（雀）师（狮）子，超遣子勇随入塞”[7]，并上疏请求告老还乡。次年，班勇随安息使团献物到了洛阳。[8]在班昭的鼎力帮助下，班超于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亦回到洛阳，被调任为射声校尉。但班超年迈久病，九月即辞世于家。所幸他令幼子“目见中土”的夙愿终于实现，而班勇这时已经长大成人，步入了建功立业的人生之路。

《后汉书·班梁列传》载:“永初元年（107年），西域战乱，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原来，永元十三年（102年）班超离任返京，戊己校尉任尚接任都护，此人性格暴躁，待人苛刻，上下失和，遭致当地群众的激烈反对，延平元年疏勒诸国出兵围攻任尚，平息不久，原骑都尉段禧继任都护，复遭龟兹、姑墨诸国反对。道路远隔，救援不便，“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永初元年，遂罢都护。”[9]朝廷命班勇随其长兄屯骑校尉班雄、骑都尉王弘等迎西域都护府官吏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返回中原，时任军司马的班勇可能即在班雄军中任职。

永初元年（107年）撤回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当时河西一带羌人起事，从西域调回去的官吏士卒，都转入凉州。元初二年（115年）长安形势紧张，班超长子屯骑校尉班雄受诏护卫三辅，“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10]班勇这时应仍在班雄军中任职，随调长安。据《资治通鉴》卷五十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载，自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撤出西域都护府人员后，北匈奴的势力卷土重来，他们不仅残酷地掠夺西域各绿洲诸国，还胁迫他们共同出兵扰害河西。于是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兵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安集诸国。车师前王、鄯善王皆来归附。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旋即攻没索班，赶走前王，控制北道各地。鄯善王告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请求朝廷批准出兵五千人进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但这时东汉朝廷经长期与羌人各部作战，府帑空竭，朝廷诸大臣放弃西域的论调甚嚣尘上。时邓太后主政，班勇姑母班昭不仅常至宫中为太后讲授经史，还参与政事。由于往来频繁，邓太后对班家情况了解甚多。“闻军司马班勇有父风，召诣朝堂问之。”[11]在这国家决策的高层会议上，破格参会的班勇显示了他熟读经典，通晓史事，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力挽狂澜，对种种奇谈怪论，作出了有力驳斥：

从班勇这段精彩的上议里，可以看出如下三点：

1.班勇经过其父的教导，熟悉汉朝统辖西域的过程，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汉武帝联络西域“断匈奴右臂”的决策表示肯定，而对东汉初期，光武帝“未遑外事”，置西域事宜于不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表示了不满和委婉地指责。

2.西汉以来，社会稳定，中原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如《汉书·西域传》所云：“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疆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汉朝统辖西域，“无取于彼”，并不向当地收取租税以贡献朝廷。相反汉廷为西域事宜要开支大量费用，直至东汉财政困难时每年仍需拨付“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13]，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而匈奴视西域为物资供应之府库，“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残酷榨取，遭到绿洲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因此西域诸城国“思乐事汉”，“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他认为在匈奴严重压榨下，诸国皆怀愤怨，而乐于接受汉朝统辖。班勇自幼在西域长大，深谙边情，体恤当地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对形势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析。他深知西域各绿洲城国皆“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故屡请汉朝派遣都护，后所以发生祸乱，乃因某些官吏（如任尚之流）施政苛察、侵扰百姓所致。他注意西域各族群众的合理诉求，为使社会稳定，广大人民安居乐业，正告朝廷必须纠正西域某些官吏之不当行为。

3.敦煌太守曹宗急切地要报索班之仇，提出大举出兵进攻匈奴的计划，班勇从实际出发表示反对：“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主张以团结争取的方式，联络西域，以统一行动共同对抗匈奴。“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14]班勇警告那些拘于费用而主张放弃西域的官僚们：“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此北虏遂炽……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西域的归属，关系到河西的稳定，以至汉廷的安危，班勇言辞有理有据，虽然获得邓太后的认同，但迫于“放弃”派的压力，仍消极保守，未能出屯西域，“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15]当此河西受扰、敦煌孤危的严重时刻，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珰紧急上书支持并完善班勇的上议：“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他提出的西域三策，切合实际，汉安帝刘祜选用中策：“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16]使这一屯戍基地一跃成为西域的政治中心。

延光二年（123年）夏，班勇率领一支500人的队伍，进入了像火烤一样的柳中大地（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有柳中城故址），安营扎寨，开荒造田，而他更重要的任务是，筹划如何联合西域城国的力量，共同打击仍嚣张于天山南北的匈奴骑兵。其实际进行的步骤是：

1.延光三年（124年）春，班勇至楼兰，首先说服一贯和汉朝关系比较亲近的鄯善归附，继而“开以恩信”争取国力较强的龟兹共同对敌。龟兹王白英打消疑虑，率姑墨、温宿发兵万余人，随班勇到车师前王庭，击退匈奴伊蠡王，收得车师前部五千余人，使整个吐鲁番盆地纳于汉军的控制之下，有效地巩固了柳中的屯田基地。

2.延光四年（125年）七月，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与匈奴沆瀣一气的车师后部，更立加特奴为王，并派驻汉军，屯田固守。

3.永建元年（126年），班勇发诸国兵，集中全力击溃长期盘踞在东部天山一带的匈奴呼衍王，匈奴兵众二万余人皆降。此后车师无复其迹。

4.永建二年（127年），西域诸国均已归服于汉，唯焉耆王元孟，恃其国境险隘，仍对抗不服。班勇耐心等待，晓喻其自动归附，过了三年才奏请朝廷发兵。《资治通鉴》载：

这段录于《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的文字，可能有误，班勇屯于柳中，应走北道，不可能远绕南道而行。袁宏《后汉纪》称：“勇将诸郡兵率车师六国兵自北道入。会张朗徼功，径自尉黎入”，比较符合实际。而张朗为徼功自赎，先期受降，走的是“径自尉黎入”即“焉耆、龟兹径路”，这条近路由玉门关—楼兰—尉黎（今库尔勒一带）过爵离关（今铁门关）至焉耆。张朗原先有罪，[18]欲邀功自赎，先期受降。班勇却因张朗诬告“后期”获罪，结束了他在西域的军旅生涯。

当日，班勇以五百人出屯柳中，势单力薄，处境孤危，不仅车师后部依附匈奴，前部亦为匈奴伊蠡王所控制。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班勇主要以和平的方式，团结争取绿洲诸城国，再度统一西域，不仅消除了西域各地备受匈奴压榨的痛苦，也阻遏了匈奴势力扰害河西之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实际上，他不仅深谙边情，而且有很强的亲和力，团结车师前、后部和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摆脱匈奴羁绊，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壮大自身的实力，以柳中为基地，依靠当地力量的支持，给长期盘踞在东部天山、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一带的匈奴呼衍王势力以致命的打击，“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19]塔里木盆地诸国重归于东汉的统辖之下。东汉永建二年（127年）夏，班勇遭受诬陷，召还下狱。对汉廷昏暗，处置不公，后世治史者皆愤愤不平，《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夏之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张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诛，则班勇非后期也。汉之用刑，不审厥衷，勇免之后，西域事去矣。”胡注义愤，合于情理，但说“勇免之后，西域事去矣”则不尽然，班勇含冤下狱自然有碍于西域大好形势的发展巩固，但他已为统一大业的实现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并显著有力地影响了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也应作必要的评估和充分的肯定。在班勇联络诸国创建的有利形势下，东汉重新在天山以北车师后部驻军屯田，派员管理，包括陆续出现的戊部候严皓、戊校尉严详等人，都在履行其职责。永建六年（131年）汉廷复置伊吾司马屯田伊吾。阳嘉三年（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后王加特奴掩击北匈奴于闾吾陆谷，大破之。”[20]这些史事的详细情形，文献缺乏记载。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说：“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永建二年（127年）班勇被迫离开西域后，《西域记》自然也就绝笔，从此范书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源，《西域传》的有关内容，难免缺失或含糊不清，使人难知究竟。可以肯定地说，东汉此时对西域已恢复或重建了统辖关系。被班勇击败逃逸的呼衍王虽曾卷土重来，在伊吾一带骚扰，并对车师后部进行报复，但已无力挽回其颓势，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三千人至蒲类海出击，击溃匈奴骑兵，诛呼衍王，再一次取得重大胜利。“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乂安。”[21]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匈奴势力退出天山南北后，新的矛盾复又凸显，分散的绿洲各国，以强凌弱、更相攻伐，影响着社会的安宁。为加强对绿洲城国特别是南道诸国间的协调和领护，东汉曾通过敦煌太守调整驻守西域的机构与人员，除在车师重置戊己校尉外，西域长史则移驻于阗。

永建四年（129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阗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132年），“徐由遣疏勒王臣磐发二万人击于阗……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22]

于阗和拘弥在西汉时均为南道大国，势均力敌，后于阗益强，而欲兼并拘弥，战祸不断，随之西域长史亦卷入争端。元嘉元年（151年）长史赵评病死于阗，拘弥王成国与于阗王建一贯不和，扬言赵评为建所害，新任长史王敬在拘弥王主簿秦牧鼓动下，贸然杀建，造成混乱，王敬也为于阗人所杀，继立建子安国为王。值得注意的是，王敬从敦煌来走马上任，只带左右随员，并无多少士卒护卫。难道前长史从柳中移驻于阗时，也没有汉军随行?从各种迹象看来，并非如此。原随班勇至柳中的汉军，后来很可能一部分划归驻于车师的戊己校尉统率，还有一部分随长史调至南道于阗、精绝诸地驻屯。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反映汉晋之际有不少被称为秦人的汉人与当地居民杂居，以务农为生。他们很可能是汉末屯田士卒或其后裔留居于当地者，[23]1959年在尼雅曾发现“司禾府印”，证明该地确曾存在过屯田的管理机构。[24]按有关资料推算，时间应在东汉晚期。在这里屯垦戍边的田卒，没有理由说是从敦煌直接派遣，而有可能是随西域长史南来。有关史料证明，公元2世纪50～70年代，东汉政府派驻西域的各级官吏，还有效地忠于职守，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在西域长史的领护下，有的仍持续进行着防御匈奴的军工建设，制作于桓帝永寿四年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很可能就是供职于龟兹城国的汉官，他率领从内地来的秦人（汉人）孟伯山等作列亭，即系列的亭隧、烽火台，作为防御匈奴的军事设施。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和，遂起兵作乱，围攻汉兵屯田的且固城，杀伤吏士。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匈奴，将乱西域，乃宽宥其罪，阿罗多乃向详降，反映即使在与匈奴关系比较密切的车师后部，仍在汉朝的掌控之中。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焉耆、龟兹等国兵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26]上引凉州刺史出兵讨伐疏勒事，与陕西博物馆碑林所存《曹全碑》略有差异，后者称：“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对这两种不同记述，马雍先生在《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一文中，[27]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比较，指出立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文，更符合历史实际，疏勒王和德（即和得）“杀父篡位，不供职贡”，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西域戊部司马曹全、西域长史张晏等率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共三万余人，大规模地进行讨伐，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和德归降。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戊部司马、西域长史正接受凉州刺史的指令，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在汉朝统辖下的西域诸国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等，也都接受调遣，参加统一的军事行动。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于阗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28]上述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各发兵至拘弥，显然二人并非处于一地，从柳中已南迁于阗的西域长史，不会再回车师。在王敬事件发生后，也不可能再驻于阗，新的驻所在哪里？最大的可能是在精绝、楼兰等地，这里处境安全，与敦煌联络方便，直接可以接受敦煌太守或凉州刺史的指令。至于驻在车师的戊己校尉，现在能见到名字的就是董卓，他在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或稍后，曾任此职，[29]并与车师王室关系亲密，故史载“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30]，献帝初平二年（191年）侍子在长安犯罪伏法，董卓大怒，还专门为他报仇。

时西域诸国内部虽常有纷争，互相攻伐，但对东汉朝廷却是积极地履行着臣属的义务：派遣侍子、职贡如常。换句话说，东汉朝廷仍持续地对西域进行着统辖。建宁五年（172年）灵帝祭原陵时，西域三十六国侍子还曾参加浩浩荡荡的扈从队伍。[31]建安七年（202年）“于阗国献驯象”[32]，奉行服属之礼如常。从上述礼仪制度看，东汉朝廷对西域的统辖，一直延续到汉末为止。当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熹平以后，凉州兵乱不止，中原与西域来往受阻，关系乃渐疏远。东汉朝廷岌岌可危，无力西顾，与西域各地只是保持形式上的贡赐关系而已。

东汉后期统辖西域所以能出现比较稳定的局面，匈奴衰落、大举西迁是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而班勇出屯柳中，有效地展开一系列的活动，重开了西域稳定﹑统一的局势，并为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使其能长期延续近百年之久。从而使丝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再现热潮，《后汉书·西域传》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正是这一情景最生动的写照。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