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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复仇——惨遭江青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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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目 录
1. 王莹惨遭江青迫害
2. 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屈死狱中
3.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4. 江青报复严朴和扬帆
01
王莹惨遭江青迫害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炫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出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致置于死地而痛快。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王莹
查！王莹在1954年底从美国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查！王莹自1958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果真，1967年2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中央文革小组”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30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王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筋疲力尽。谢和赓
1967年7月1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于死地。“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1970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1972年11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1974年3月3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华旦妮
那个华旦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江青记得，华旦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旦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虽然史东山在1955年已经死了，可是，华旦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旦妮应列为“审查对象”！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账，还必须跟夏衍清算！夏衍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1937年2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伶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30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02
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屈死狱中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王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1966年10月3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江青曾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1938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03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1970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望着芦席上糨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沉默良久。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生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1956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扬帆
江青对于扬帆的迫害，远在“文革”之前。扬帆，是在很偶然的机会，被江青认出来：那是1953年1月，扬帆患目疾，视野缺损，经诊断是由于脑垂体瘤引起，赴苏联莫斯科诊治。在那里，扬帆遇上蔡畅，说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蔡畅要去看望江青，约了扬帆同往。见面了，江青觉得扬帆面熟，便细问起来，她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当年的殷扬！江青不动声色，记住了这个仇敌！扬帆是在1954年12月31日被捕的。那天，扬帆在家中吃过晚饭，接到上海市公安局电话，说是有要事处理。扬帆赶到局里，等待他的是一副手铐！扬帆被捕的起因，是1952年2月毛泽东来上海视察。2月6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上海。这件事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密报台湾。可是，后来竟被说成是扬帆向台湾提供情报！不过，在扬帆被捕前，还发生另一件事。据扬帆回忆：“就在我被捕前的1954年3月间，曾经有人向中央写信，揭露江青问题，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而要求布置追查。当时就有人把我联系上了，说：‘此信与1939年扬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是同类问题。’而我就在当年12月31日被抓了，这难道是巧合吗？”扬帆虽说早在1954年底就身陷囹圄，几乎被人遗忘。可是，江青仍一直记得这个仇人。（点击蓝字即可浏览）
缘分天空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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