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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九:商业周期及超越

2016-09-22 米塞斯 风灵

米塞斯1951年夏天在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FEE)的系列演讲,共九讲,本文是第九讲,即最后一讲。


本系列前文请见: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一:经济学与它的反对者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二:伪科学与历史认识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三:行动的人与经济学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伪科学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五:资本主义与人类进步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六:货币与通货膨胀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七:金本位的重要性及恢复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八: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信贷扩张有问题之时,这个政策的捍卫者发现了一个新理由。他们宣称,信贷扩张在没有以金本位为媒介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联系的孤立国家可以奏效。通过废除金本位并建立与黄金无关的通货体系或法币体系,就有可能扩张信用,降低利率,让该国永远繁荣。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受到美国进口谷物损害的德国地主显然持这种态度。然而,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金本位,而不是他们贫瘠的土地和低下的亩产。他们说,如果不是金本位,他们就能享受低利率和繁荣了。

 

意大利财政部长声称需要召开银行界会议时,明显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二战末期,这些观念导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立。英国政府建议成立一家国际银行,并且为了创造有利于“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的公众舆论,发行了由凯恩斯爵士执笔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英国宣传部门在国内分发,宣称信用扩张是最为可取之事。用凯恩斯自己的话说,信用扩张在各个国家之内已带来了“将石头变成面包”的奇迹,而现在有必要在国际范围推行。他们需要一种国际货币单位。布莱顿森林会议产生了一份文件,以及成员国组成的一个机构,一个董事会,等等。但是众所周知,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没做成。从一开始,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无用的。

 

为什么信用不能在国际基础上扩张?信用扩张失败不是因为它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而是因为不可能以纸币来代替不存在的资本品。人们没有认识到,经济扩张所需的是更多的资本品,更多的先前储蓄。的确,过去单独某国的信用扩张告终是因为扩张的速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但这种扩张不管怎样都会结束。

 

国际银行不能成功,其真正原因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谁应当在短期内从信用扩张中获利?”假如存在一个中央银行(我们假设忘掉了所有的政治性敌对)。这样的一个国际银行要能增加可得的信贷数量,要么是加印纸钞,要么以支票货币来给予额外的银行信贷。然而,出现的问题却无解——向谁提供这种新信贷?这种“廉价货币”(easy money)?我们假设全部增量都贷给了某个国家。该国将享受最初的繁荣。它的人民将得到更多的货币,并将他们想买的东西价格抬高。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货币,他们将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从那些还未进行信贷扩张调整的其他国家购买商品。最初得到新增货币的国家将成为赢家,而其他国家是输家。其他国家仍然以原来的价格销售,但它们不得不以更高的新价格来购买。

 

要问的问题是:“谁将得到贷款?新增的货币将怎样分配?”每个国家集团都会提议一种分配制度。远东国家将会赞成按照人口来分配。又比如发达国家,将建议按照年度的总产量或国民收入来分配。因此,这些计划都没什么用。IMF已成了过去二十年间世界政策最显著的失败之一,唯一的价值就是占据了华盛顿的办公场所。

 

虽然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无用功,但是,信用扩张的捍卫者,也即是和马克思及银行学派的理论学家一样不相信萧条的根源在于之前信用扩张的那些人,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反周期措施,以求将萧条减到最少。考虑到萧条不可避免,他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让萧条尽可能平缓温和。他们的想法是,周期源于商业,或者源于自由放任,而政府应当以反周期计划来干预,让它变得温和。但事实正与之相反。反周期措施的观念认为,当存在危机时,商业经营困难,出现失业。于是政府应当以公共工程来介入。国联和联合国的委员会成员们相信自己发现了什么新东西,但其实毫无新鲜之处。

 

繁荣走到尽头是因为生产要素被不当投资。在萧条时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就是不当投资的表现,因为判断上的失误是过去犯下的。解决之道是让工资和价格下跌,直到情况得以恢复。然而,有人建议政府以公共工程来介入。但是生产要素是私人工程所需,政府为什么要拿走?所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在繁荣时期应当限制政府开支,而当萧条到来时启动重大工程。这些报告总是相当幼稚地说,有许多技术专家已经详尽设计好的工程却被束之高阁。一旦危机出现,政府就应该拿出这些设计开始工作。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以个人的情形来类比整个国家的基础上。个人行事谨慎,他储蓄以未雨绸缪,他或许意识到他现在发达,但他牢记做生意不会永远成功。当困难的日子到来时,如果他想消费,他就必须动用他的储蓄。

 

如果预期有公共工程计划,政府应该怎样处理税收?它应当事先敛聚钱财么?它应当以税收的方式从经济体系中提取资金,由此平衡信用扩张么?公共工程的鼓吹者们觉得政府应该在扩张期间戒绝开支,敛聚钱财,然后当萧条到来时支出这些钱,以此制造新的通货膨胀。他们推理说,这样做或许能把繁荣延长数周。但也有可能经济体系不肯合作,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陷入失败,如罗斯福新政早期那样。

 

另一种建议是政府不要敛聚钱财,而是贮藏生产手段——机器、工具和原材料。这意味着在繁荣期间,政府会作为机器、工具和原材料的买家出现在市场上,让繁荣更加繁荣。

 

瑞典夸口说,她通过采取反周期政策,已经解决了萧条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瑞典的情况相当特殊。瑞典出口的恰恰是德国为重整军备须消费的东西——铁、木材、机械,等等。瑞典在这场重整军备的繁荣中的形势,类似于匹兹堡或百老汇的娱乐部门若成了独立国家而在战争中所享有的繁荣。它们能够销售钢铁,并能为士兵和军工厂提供娱乐;它们可享受繁荣的好处而不受到任何不利影响。他们可以成为西半球最为繁荣的部门。这就是瑞典的情况。这并非得益于她出色的政策。于是,当战争结束时,她因其中立而领先于全世界。你知道,如果希特勒入侵瑞典,那就完全不同了。瑞典的一位经济学家被任命为欧洲重建计划的领导人,这成了相当糟糕的试验。

 

没有信用扩张就不可能有繁荣,而信用扩张必然导致大灾难。当繁荣结束而萧条开始,人们的心理可能会让萧条比原先的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比如说,1929年的大萧条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工会不肯接受工资率任何实质性的降低。这一繁荣的重要成本因素保持了多年,而只能靠一场新的通货膨胀来弥补。)这种繁荣是幻觉:它基于我们比实际情况更富裕的假设。这场繁荣启动了本不应该执行的项目。萧条意味着重新调整,使之适应真实的事态。在萧条中,主要的商业活动就是挽救繁荣中能留下的东西。萧条必须持续到通过新的储蓄积累了足够资本,能让繁荣期间中开业的企业尽量继续之时。萧条并不意味着该国的贫困。实际上,比起之前的繁荣,萧条反映了一幅更为准确的画面。但是由于萧条、由于价格下跌和生产减少所导致的心理因素和政治状况,萧条可能远比重建之前的状况所需要严重得多。

 

商业周期的文献,特别是早期的资料,以施虐的快感来详尽描述萧条的各种现象。有时候出现矛盾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不能不意识到,萧条是回到现实并试图尽力纠正之前繁荣所产生的缺陷。

 

19世纪,繁荣和萧条几乎定期重现。这就是所谓的“商业周期”。一旦状况恢复正常,人民和政府就要求新一轮信用扩张,于是繁荣再度开始。

 

人们开始认为,商业周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贸易现象,他们开始研究周期长度。估算周期长度的所有努力都有些稀奇古怪。因为有些经济学家宣称商业周期的长度是11年,这种观点不是来源于社会和人类的事件,而是来源于天文事件。太阳黑子理论发展出来了。这样的理论纯粹是臆测。首先,周期不是11年。同时,即使真是11年,为什么商业,可以根据自然、气候、土地肥力和其他条件自我调节的商业,却从未意识到这点并根据太阳黑子来调整自身行为?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证明商业周期与太阳黑子同步。

 

但是人们也认识到了某种规律性,感觉到商业周期是现代银行和货币系统引起的新发展。然而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么?如果资本主义继续下去,以后这种现象是否会如以前那样盛行?人类行为的科学不应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商业周期源自于人类行为——信用扩张的结果。如果这种知识普及了,还会有商业周期吗?当然不会!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信用扩张导致了随之而来的萧条,政府和人民就很可能明白信用扩张并非有利,从而停止扩张。

 

另一方面,我们假设政府和公众舆论,即使明白了这个道理,有时仍然顽固地坚持信用扩张政策。那么难道各个商人对信用扩张的反应不是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么?尽管有政府的刺激,难道商业本身不会做出调整,以使得商业更为稳定么?假设政府开始信用扩张,而商人们感觉有问题。他们可能变得相对谨慎,而不是一有可能就扩张业务。这个念头并非那么不切实际。别忘了罗斯福新政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新政要的是繁荣而绝非萧条。他们只打算启动后就停止信用扩张。但商人们意识到,一旦商人开始扩张,政府就会停下来,于是他们没有落入圈套。

 

这让我想到,自1780年以来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周期可能会永久消失。因此,认为商业周期属于市场经济,只要有市场经济,商业周期就不会消失,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首先,商业周期不是一种市场现象,而是一种插入到市场经济之中的信用扩张现象,因为政府和公众舆论相信,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不能产生足够的桥梁和财富。他们相信发现了“把石头变为面包”的方法。我可以说,商业周期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人类行为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的证据之一。

 

将繁荣描述为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之间的失调,这种说法错在哪里?企图将普遍繁荣或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亏损归咎于商业生产失调的那些人指出,存在耐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当一种新发明(比如一种冰箱)上市时,每个人都想购买。该特定产业就会繁荣并扩张,但是,他们问道,当每个人都买了一台新冰箱后,该产业又怎能继续扩张呢?他们说,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事项——适用于建筑业,等等。当需要这些耐用品和生产资料的人都购买以后,需求跌落,于是萧条。这种想法其实是荒唐的,因为经济扩张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

 

关于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这样解释失调。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购买新产品,之后变得越来越多。当最后一批人购买时,购买早期产品的人就需要更换了。商人不会那么愚蠢地说,过去生意好,以后的生意也必然就好。一个人开展新业务时,会自问是否已准备充分。经商的人并非傻瓜。这解释了不同产业之间的适当比例,比如,为什么市场上生产和销售的面包数量大于棺材的数量。这就是为何产业规模会根据其产品寿命来调整。不需要政府告诉人们什么东西生产过剩了。单个商人的计算可能是错误的,于是此人可能会破产。可能他在冰箱产业需要增加生产的时候增加了汽车产业的生产。他导致了汽车生产过剩,而冰箱生产不足。每天都有一些生意赚钱,另一些则亏损。这意味着,某些企业人员冗余,某些企业人手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繁荣或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亏损。普遍繁荣只可能由信用扩张所固有的错觉引发。

 

所有把危机解释为与商人的错误和不足相关的企图都是错误的,他们未能考虑到这样的错误会相互抵消。如果某个产业部门犯下了过度扩张的错误,那么在其他部门必然存在生产不足和生意兴隆。只有普遍的信用扩张能导致繁荣。

 

商业的问题就在于商人看不到全局,而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因此注定会犯错误,这是马克思无政府生产状态的观念。亚当·斯密和其他人已在其著作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使没有独裁者告诉人们怎样做,在经济体系中也存在一种趋势,确切告诉各个产业部门消费者所需的资本、劳动和产品的数量。那些猜测正确的人盈利,犯错的人产生亏损。其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最终控制落入到那些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手中。

 

如果政府通过对产品征税,试图消除利润,没收利润,于是,这些税收就阻止了伴随利润而来的后果,市场机制遭到明显削弱。结果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发展和不断进步的趋势,并且制度陷入僵化。

 

举个例子,让我们设想有一家百货商场,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多年以前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会阻止这家老百货商场变得死板、保守和官僚主义。如果它真的变成这样,如果创建者的孙辈经营这家商场缺乏效率,其他小商店很快就会赚钱,他们只会消耗部分利润,剩下的用来投资。很快,老商场的生意就会萎缩,直到它被新来者兼并,或者有可能被卖给新的管理者。于是,某家小商店将成为这家大商场。

 

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现代税收阻止新来者将更多资金用于再投资。政府并没有以法律或官方的形式歧视新来者。如果新来者盈利为250,000美元,他交的税与盈利为250,000美元的老企业一样多。但是,在新来者能够建立大商场之前,未来的商业资本就被税征走了。因此,老商场得到了某种保护,它不必那么积极地与具有天赋的新来者竞争,它可能会变得满不在乎。这样的状况让新来者难以挑战既有企业,即“既得利益者”。人们认为这种税法极为先进,但实际上是极为保守,有利于现有结构,不利于新来者,导致僵化。但是这与我们的主题——信用扩张无关。不过,如果有信用扩张,银行也是更乐意借给老企业而不是新企业。这也意味着现存结构趋于固化。

 

我想谈谈银行与信用扩张的联系。我们绝不要混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除了都是由同一个人,即银行家在做生意之外,这两种情况毫无共同之处。一种情况是银行家将他自己的钱贷给别人,这种人是放贷者。在此情况下,没有信用扩张的问题。

 

另一种情况是银行家贷出的是他人的钱。接受客户的存款并贷出这些货币,即他人的钱的银行家是储蓄银行,是中介机构。这个银行或许也会创造信用媒介,即银行券,并将之贷出去,通常是以其客户的活期存款发放贷款。由于这两种银行业的功能——贷出客户的存款和贷出信用媒介——通常与同样的企业相关,于是,控制了信用媒介事务的政府就控制了整个借贷业务。这给予政府极大的权力。如果政府从不曾干预银行,所有的问题就根本不会发生。

 

支持政府干预银行券和支票货币发行的人宣称“银行业的自由贸易就是欺诈的自由贸易”,以此来为政府的政策背书。他们说,必须保护贫穷、无知的人们免受劣质银行券之害。但是如果没有被政府宣布为法币,没有人会被迫使用银行券。19世纪中期的德国作品认为确有必要保护贫穷的德国人不受银行的损害。但是德国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将马克贬值,1914年时,1美元等于4.2马克,到1923年时,1美元等于42亿马克。现在该国的状况没有那么糟糕,但仍然够差劲。政府对货币与银行的干预使得政府有了贬值货币的至上权力。与当初将这种权力授予政府时的理由和承诺星币,现在的结果简直不可想象。有什么事比人们手中的钱在日益缩水更糟糕的事呢?

 

凯恩斯爵士称金本位为“野蛮的遗迹”。许多书上都说,政府必须干预,因为金本位失败了。但是金本位没有失败!政府宣布持有黄金为非法,由此废除了金本位。但是,甚至今天,所有国际贸易都是以黄金计算的。这不是因为黄金是沉甸甸的,而是因为黄金本身能使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决定权独立于政府与政党观念的变化。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实施不是靠政府的命令,而是个人自发完成的。这同样要求货币,即交换媒介,独立于政治影响。不然的话,未来就只会是各种政府货币和信用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要避免如此,必须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凯恩斯主义的奇迹绝无可能,你不可能靠信用扩张来改善人们的境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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