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媒体一棍子打死就是一种正义？
昨天正如本号刊文的《汤兰兰性侵案 该不该深究？》所言，案件引发的全民争议正在走向司法与媒体矛盾关系争论的老路，连报道该案件的澎湃新闻记者、新闻爆料人乃至媒体网站的报道动机都开始受到某些人的谴责。
首先回到基本案情：2008年10月3日，正在读初一的14岁女孩汤兰兰向当地警方写了一封举报信，信中，汤兰兰要求抚养其的“干爸、干妈”帮其伸冤，控诉其不满7岁时即被父亲、爷爷、叔叔、姑父、姨夫、老师、村主任、乡邻等十余人强奸或轮奸，历时长达七年之久。其奶奶、母亲知情后，非但没有阻止，反而为施暴者提供帮助。
2010年10月法院一审判决下达，包括汤兰兰父母、亲属在内11名村民以强奸罪、强迫卖淫罪、嫖宿幼女罪等罪名判处刑罚，生父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但一审宣判后，11名被告人集体上诉，均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二审法院2012年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被告人不断申诉，2014年及2016年，黑龙江省高院及省检察院曾两度驳回该案的申诉。
今年1月30日，一篇澎湃新闻的《10年前，14岁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进监狱，然后失踪了……》，把这起十年前宣判的，十余名被告申诉了八年之久的旧案推到了公众面前。
该不该旧案重提，司法如何处理，网络声音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支持派认为，该案疑点重重：父亲、爷爷、叔叔、姑父等强奸自家孩子不合人伦常理，如果属实堪称“禽兽”，如果系错案，堪称司法悲剧；案件处理存在诸多疑点，如在案件庭审时，多人当场翻供，称遭到了刑讯逼供、诱供；强奸案中，被告人多为凭口供定案，其中两人系“零口供”定罪；判决生效后被告人集体申诉多年等等。
反对者则抓住了媒体报道涉嫌泄露未成年人信息，认为，案件经司法机关多次定性，媒体记者与代理律师把矛头对准了被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为了赚流量、翻案，不惜涉嫌侵害他人隐私权，动机不良。甚至有自媒体喊出了严惩报道记者和涉事律师的口号，大有灭其口以儆效尤的声势。
其实，这个案件无非两个可能：一是该案件确是近亲犯案，司法机关秉公处理，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轻信口供，存有瑕疵，可能是冤假错案。
事件争议如此之大，将媒体与司法的矛盾关系再次摆到了民众面前。对于已经生效或者正在申诉、正在审理中的刑事案件，媒体是否有质疑的权利、报道的限度在哪里？从来都是存有争议的。
在某些人看来，案件审判就是司法机关的事，媒体报道、民众热议就是干扰司法，施加压力，甚至有违 “非亲历审判者无案件评议权”的其主张。然而事实证明，聂树斌案、气枪老太案、贩卖玉米案，都是媒体报道后，才引起有权机关注意，案件最终得以公正审理的。
媒体对于司法的评议从来不都是全负面的。于欢二审改判案、分享香蕉致死无责案、电梯劝阻吸烟致死无责案，包括本号转发的将重病老人抬进邻居家被砍伤定性正当防卫案，经媒体报道后，法院的公正审理获得了民众的一致肯定，法律、司法的形象在民众的热议中嶙然而起。
记得于欢一审判决引发轩然大波后，央级媒体发出了《珍惜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的文章；今年1月25日，最高院周强院长在传媒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构建司法与传媒良性互动格局，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可见，媒体监督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不排除某些人借助媒体达到歪曲引导民众的目的，而一次次的争议，民众对于媒体观点，也是越来越成熟。在“汤兰兰性侵案”中，媒体报道动机、报道的方式受到质疑，正是这种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媒体的作用从来就是抛出话题，引发关注热议为目的，而背后的真相、案件的定性，从来都是有权机关的职责。
能不能就因为媒体报道中的瑕疵，媒体人报道中存有的功利心理，给被害人带来的旧案重提的伤害，就否认媒体监督带给民众发声救济的这一渠道，否认媒体报道个案错误进而推动的司法纠错、法治进程？
记得有张统计表，列明近年来冤假错案纠错来源，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媒体报道吧。媒体报道自身需要的爆炸性、吸睛度，记者和律师报道报道案件的功利心，本不可避免，能因为这种功利心就废止了这一监督渠道？要知道，只存在一种声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如果媒体没有了提出异议的发声力量，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吗？司法有义务避免媒体干扰，但媒体没有义务、也不该因为害怕“干扰”司法而主动停止发声；司法有义务引导舆论走向合理的法治轨道，而不是因噎废食，一棍子打死媒体吧。
但愿那些主张媒体对案件闭口的媒体人们，没有遭受到、未来也不会遇到投诉无门，向社会求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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